采编｜周会霞 责任编辑｜苏莉娜

校对｜吴政希 图｜由受访者提供

2026年，两份跨境金融领域的政策文件先后引发市场关注。7月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以行政法规形式将居民个人纳入对外投资监管框架，在清理灰色通道的同时为正规渠道拓宽空间；广东省商务厅随后发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十五五”规划（征求意见稿）》，则进一步提出深化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扩大自由贸易账户（FT账户）和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EF账户）覆盖面等具体部署。两份文件在不同维度上为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提供了新的政策依据。在此背景下，本期“十问”围绕大湾区近年来的政策落地效果、企业真实诉求、互联互通堵点及未来突破方向，对话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圣钧。以下是访谈实录。

Q:《科技与金融》杂志

A:曾圣钧 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大湾区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改革已形成“顶层框架+平台试点+微观便利化”的组合拳

Q：首先请您谈谈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在跨境金融方面的重要政策和制度创新。这些政策对大湾区内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产生了哪些积极影响？

A：大湾区跨境金融改革是一套“顶层框架+平台试点+微观便利化”的组合拳。《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奠定基础；其后“前海金融30条”“横琴金融30条”“南沙金融30条”、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意见，形成差异化试验场。配套政策还有跨境理财通、债券通、互换通、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EF账户跨境资金池、本外币一体化账户、资本项目便利化等工具层创新。

对金融机构而言，改革的主要方向是从单一结算、信贷业务，转向“跨境投融资全链条服务”。银行可以依托FT账户、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NRA）、离岸账户（OSA）、跨境资金池、海外投贷基金、跨境保函等产品，满足企业跨境资金归集、外债、股权投资、海外并购、供应链融资等需求。银行、券商、基金、资管机构获得跨境理财通、互联互通、QFLP/QDLP通道，成功拓展跨境财富管理、跨境募资与投资等业务。金融监管部门的管理模式也逐步转向“宏观审慎+真实合规+试点容错”，为机构产品及服务创新预留空间，引导稳步扩展，但对跨境风控、反洗钱、汇率与跨境资本的监测能力仍然保持较高要求。

对企业而言，能够获得的政策红利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资金成本与调拨效率，跨境人民币贷款、资金池、外债便利化降低了汇兑成本与审批周期；二是投融资渠道拓宽，境内外股权、债权、基金通道并行，科创企业可对接香港国际资本；三是资金跨境流动的便利化工具不断丰富，如河套“科汇通”“科薪通”为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的跨境资金流动需求提供了全新的服务模式；四是风险管理工具更完整，汇率避险、利率对冲、跨境担保、租赁融资在南沙、横琴、前海试点持续扩容。

Q：以“南沙金融30条”和“横琴金融30条”为例，您觉得其在哪些领域的落地效果超出预期？

A：一是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在南沙率先开展的全国首批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全面落地见效，截至2026年3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3.9万笔、金额合计62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人民币资本金已实现直接入账，无需专户办理；外债登记下放银行办理，显著降低企业“脚底成本”。跨境人民币更高水平便利化试点也持续扩围，广州1283家企业纳入“白名单”，累计办理便利化结算业务金额2083亿元，企业跨境结算效率大幅提升。横琴探索优化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提供更为便利的贸易外汇收支服务，业务办理时效最快可由2日缩短至30分钟。

二是跨境资产转让实现标志性突破。2026年3月，农业银行广州分行成功将一笔14万美元的信用证项下福费廷资产转让给农业银行澳门分行，成为“南沙金融30条”发布后首笔外币信贷资产跨境转让业务，标志着南沙在跨境资产盘活、境内外市场联动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横琴联合澳门的金融机构在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账户融资等同业合作方面持续发力，将跨境资产转让对象拓展至澳门融资租赁公司和内地金融租赁公司，政策落地当年即开展同业融资近1200亿元。

三是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与跨境资金池规模化。截至2026年3月末，南沙FT账户试点银行扩容至6家，累计开立账户9990户，资金汇划金额达5.6万亿元，成为跨境资金自由流动的“高速公路”，为企业跨境经营、资金调度提供了便利。横琴推出EF账户，累计办理资金汇划超1100亿元，同时推动合作区具资质的澳资银行参与试点，促进澳琴两地资金跨境便利流动。

Q：“港股通”“跨境理财通”“债券通”“互换通”这些产品均已实施数年，未来可以在哪些方面做一些探索和优化？

A：过去10年，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持续铺设通道，2016年深港通、2017年债券通、2021年跨境理财通、2024年跨境理财通2.0，每次新通道落地都打开了新的资金流向。如今这一系列互联互通措施，已经从“试点通道”变成中国资产双向配置的基础设施。

未来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优化方向可以分4个层次推进。一是标的与额度精细化，不要简单“扩总额”，而是向硬科技、绿色、ESG、跨境供应链、养老理财倾斜；跨境理财通可在风险可控下适度丰富产品期限与风险等级，降低机构参与成本。二是对冲工具与担保品打通，债券通、互换通进一步衔接，扩大人民币债券在离岸市场作为合格抵押品的场景，降低境外投资者资本占用。三是税收与信息披露确定性，稳定境外机构税收预期，推动评级、披露、违约处置规则与国际惯例更好衔接，减少“能买但不敢长期持有”。四是基础设施与监管互认，托管、清算、结算链路进一步打通，减少重复开户、重复合规、重复收费；建立常态化跨境监管协作与快速处置机制。

深港两地双重上市仍面临细则、监管协同等堵点

Q：在跨境投融资方面，深港两地双重上市是市场关注的热点，现在离《关于深入推进深圳综合改革试点深化改革创新扩大开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已有一年了，仍存在哪些问题？将催生哪些遇？

A：总体看来，《意见》已经从“原则支持”进入“案例落地”阶段。今年以来，正力新能、力勤资源、光大环境、映恩生物等十余家港股公司披露“回A”上市最新动态。同时，也有部分港股公司选择分拆子公司“回A”上市。

我认为当前主要问题不是“能不能”，而是细则、监管协同、投资者与标的生态三个堵点。一是合格主体、可变利益实体（VIE）架构、红筹/H股不同注册地、不同监管标准的统一细则仍待明确，企业不敢贸然投入整改成本。二是两地信息披露、会计标准、投资者适当性、退市与跨境执法衔接仍需常态化专班机制，不是单次沟通就能解决。三是流动性与估值预期错位，部分港股科技企业担心A股估值逻辑、投资者结构与港股差异，双重上市后出现“两边不活跃”，叠加跨境交易、汇兑、税收成本，对机构吸引力打折扣。

未来新机遇也日渐清晰。对于深圳，是把本地科创产业、硬科技资产与香港国际资本打通，增强深交所对大湾区科技企业的定价与融资能力；对于香港，减少优质本土科技企业外流、提升港股对新经济的承载。对于企业，同时获得境内人民币股权融资、境外美元/港币资金、两地品牌与投资者基础，更适合研发周期长、需要持续资本投入的硬件、机器人、半导体、新能源赛道。对于银行，则可围绕双重上市配套跨境并购贷款、港股质押、跨境资金归集、汇率与股权对冲、员工持股跨境外汇服务，形成“投行+商行”一体化方案。

Q：近期，广州市首只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金轨粤科（广州）股权投资基金完成境外投资落地，您怎么评价这只基金落地的意义？

A：这只基金是广州市首只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通过QDLP试点实现“境内募资、境外投资”，它的意义不只是单只基金落地，而是把大湾区政策从“通道”推向“闭环”。

第一，把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从原则条款变成可操作样本。《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早已支持三地机构合作设立这类基金，但长期以来落地慢，难点在跨境投资登记、资金汇出、投贷联动、退出回流、税收与外汇闭环。金轨粤科落地证明，在QDLP、南沙跨境试点叠加下，地方国资、产业资本、港澳资本、银行可共同搭建人民币对外投资平台，支持企业海外并购、海外产能布局、供应链投资，减少单纯依赖美元外债带来的汇率与融资成本压力。

第二，形成“产业母基金+跨境直投+境外贷款”的投贷联动。过去企业“走出去”要么境外股权、要么境外贷款，两者割裂；投贷基金可以股权投资配套境外人民币贷款，适合轨道交通、先进制造、新能源出海等长周期、重资产项目。对银行而言，可参与基金认缴、提供跨境结算、保函、汇率避险、境外项目融资，而不是只做简单资金汇划。

第三，激活港澳人民币沉淀资金的配置需求。香港有大量离岸人民币，截至2026年5月末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约1.1万亿元，但长期投资标的有限。这类基金可把境内产业赛道、大湾区产业链出海机会转化为离岸人民币资产，提升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使用比例，服务人民币国际化。

Q：这类境外股权投资基金落地后，推广复制的主要难点在哪里？

A：我认为最大的难点不在于监管通道是否打通，而在于有没有足够好的境外项目值得投。更深层的原因是跨境信息不对称：投一个境内项目，可以现场尽调、实地走访，对团队、市场、政策环境都有把握。但境外项目不仅要面对地缘政治、外汇管制等风险，连基础的商业验证都更难。目前，我们的企业出海之所以主要还是靠出口，是因为产品在国内已经验证了可行性，通过电商卖到海外就能快速打开市场。但如果是境外本地孵化的项目，需要重新验证市场，时间和成本都高出很多。

即便投了，退出同样存在不确定性，募投管退每个环节都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因此，铺开这类业务不能靠一两个案例来说明面上问题，每个项目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只有积累足够多的案例，包括成功和风险的案例，才能不断总结经验，形成常态化的制度和机制。这和科技投资的逻辑类似，最宝贵的是临床数据和足够多的验证样本，而不是单点的突破。

未来应在“拓渠道”与“优规则”上发力

Q：您长期接触一线企业的需求，根据您的了解，企业在当前跨境投融资中最迫切的诉求是什么？头部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的诉求又有何不同？

A：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当前我国一线企业最集中的诉求或许不是“更多政策”，而是政策的确定性、对市场的反应速度、全链条配套支持以及可负担的汇率/对冲成本。

从头部企业来看，其诉求聚焦全球资金统一视图、跨境资本自由调度、风险对冲工具完整、合规闭环可审计。典型场景如新能源、电子制造、跨境基建集团，在境内、香港、东南亚、欧洲有多级主体，希望用跨境资金池、FT账户集中管理外债、分红、投资、供应链资金，其痛点不是不能借钱，而是资金池备案、外债额度、跨境担保、境外并购审批多环节协同效率还有待提高。同时，企业需要长期限汇率对冲、跨境保函、并购融资、境外股权退出回流方案。对这类客户，银行服务不再局限于单笔贷款或业务，而是“跨境司库+投行+避险+托管一体化”的整体安排。

从中小型科创企业来看，其诉求聚焦在低成本、少材料、短周期、不强制境外抵押/担保。典型场景如深圳的硬件、生物医药、软件出海，这类企业规模不大、境外主体弱、没有海外资产抵押，最大痛点是境外订单/研发投入需要资金，但境内银行难以确认境外收入，想拿跨境人民币贷款或外债便利化，又会被股权架构、关联关系、审计材料卡住。当前QFLP/QDLP门槛依然偏高，这类企业很难直接获得跨境股权资金支持。种种原因导致多数企业只能走高成本境外小额贷款或股东借款。中小科创企业需要的不是大额资金池，而是贸易融资、订单融资、跨境保函、中小规模跨境人民币贷款、政府风险分担与担保补偿。

Q：在服务企业“走出去”的金融创新方面，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还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做法？

A：大湾区已经形成城市分工。深圳侧重科创跨境融资、深港资本市场联通、QFLP/QDLP、跨境理财通；广州南沙侧重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FT、租赁、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跨境保函；珠海横琴侧重澳珠跨境、葡语系经贸、居民金融、跨境人民币；东莞、佛山、中山等制造业城市侧重跨境供应链融资、海外买方信贷、跨境保单、汇率避险普惠化。

目前可复制的创新做法有几类：一是创新基金产品支持出海项目，如广州金轨粤科等人民币海外投贷基金，把境内募资、境外直投、境外贷款打包，对接地方产业母基金与港澳资本。二是创新跨境保函与供应链金融服务，如南沙工行为走出去企业量身定制授信方案，其中通过“港澳企业+FT账户+跨境保函”的方案模式，高效为某香港海上工程运输企业办理了跨境保函超6000万美元。三是助力外贸企业精准导航海外市场，如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依托数字化创新成果—中国信保“全球查”，以“数据+科技”双轮驱动，便利区内企业查询海外5亿客户信用情况。四是银政合作搭建服务平台，如深圳市政府支持中国银行举办服务企业出海系列活动，聚焦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金融赋能企业出海、深化双向投资合作等议题，搭建政策解读、资源对接、经验交流、协同赋能平台。五是满足企业汇率套保的迫切需求，如佛山某小型出口企业面临的“无授信、缺保证金”难题，当地银行通过创新外汇套保产品核定信用额度，为企业量身定制风险管理方案。

Q：在您看来，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还存在哪些挑战？

A：当前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的挑战不在单一政策，而在三重摩擦：监管规则摩擦、基础设施摩擦、市场生态摩擦。

第 一，监管与法律规则不统一。两地上市、跨境基金、理财通、衍生品的投资者适当性、信息披露、会计、税收、退市、执法标准不同；很多创新卡在“谁来认定、谁来登记、谁来担责”。克服路径不是一步统一法律，而是试点清单制+监管专班+案例先行，把双重上市、跨境理财通、QFLP/QDLP等做成可复制案例，形成互认清单与快速通道。

第二，基础设施与账户体系割裂。托管、清算、结算、外汇登记、银行账户、券商账户多套系统，企业与机构重复开户、重复尽调、重复申报，成本高、时效慢。克服路径是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数据共享，在真实合规前提下减少纸质材料与人工核验；扩大FT、NRA、CIPS、互联互通之间的互认与自动传导。

第三，资金、标的、投资者生态不对称。香港是国际资金、离岸人民币、风险资本，内地是人民币储蓄、产业资本、银行信贷，但两者对接的中间产品不足，长期对冲工具、信用衍生品、离岸担保品、退出渠道不够。克服路径是补工具短板，扩大互换通、完善债券通抵押品、发展跨境绿色/科创债券、丰富跨境股权退出机制，同时稳定税收与监管预期，吸引长线资金而不是短期交易资金。

第四，风险监测与逆周期管理平衡。开放后跨境资金波动传导更强，不能回到“一刀切审批”，也不能只靠机构自担。可行方式是宏观审慎参数+试点额度+穿透式监测+快速回调机制，把便利化与数据报送、异常识别、压力测试绑定。

Q：您对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发展还有哪些建议？

A：建议下一步重点在“拓渠道”与“优规则”上发力，具体有三点：

一是拓宽互联互通品种，积极探索“大宗商品通”。 当前大湾区互联互通已覆盖股票、债券、理财等领域，但大宗商品仍是空白。随着香港积极打造国际黄金交易中心，市场上对推出“大宗商品通”的呼声渐起。可在大湾区先行先试，优先推动黄金等成熟品种的期货产品跨境交叉上市，将香港仓储等实体资源与大湾区产业需求结合，这对做实大湾区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重要意义。

二是关注政策环境变化，用好“合规新工具”。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期施行，首次以行政法规形式统一规范对外投资，将居民个人也纳入监管框架，原有灰色地带被清理，正规渠道则有所放宽。企业跨境投融资需尽快适应新的合规要求，银行也可围绕新规提供合规咨询、架构设计等配套服务。

三是政策创新要“小切口”解决真痛点。不是要更多政策，而是要更精准的微创新。像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南沙、横琴推出的两项便利化新政，允许资本项目结汇资金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并优化了外汇NRA账户的退汇流程等。资本项目便利化不必一步大放开，先把高频、低风险、真实贸易投资场景松绑，风险可控、获得感强，成熟后可复制到更多区域，从而让更多企业在改革中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