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当前，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化布局正经历深刻转型：从早期以整车出口为主的单一模式，逐步向涵盖技术标准、供应链协同、品牌服务与人才体系的综合化生态布局延伸。然而，面对欧美市场日益高筑的“规则护城河”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隐性壁垒”，中国企业该如何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化底层能力，重塑汽车价值竞争要素，成为行业亟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华南理工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院长李巍华教授长期深耕智能驾驶与车辆工程领域。他指出，高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赋能中国汽车产业全球布局的关键力量。校企双方通过深化合作、加强产业链协作，并在目标市场开展订单化、本土化人才培养，能够有效对接汽车产业的出海需求，打通全球化布局的关键环节。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6年5月刊

文丨何静怡 采编丨张孟月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Q： 《科技与金融》

A：   李巍华

生态转变

Q ：据您观察，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出海近年来发生了哪些主要变化？

A：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正经历由短期机会驱动向长期竞争力构建的深刻转型。过去，行业更多依赖政策补贴、成本优势与渠道红利，以试探性的产品销售实现短期盈利。如今，这一进程已发展为以技术标准、产业链韧性与规则治理为核心的“战略深耕”。企业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产品输出，而是着力于目标市场的深度本地化运营、品牌服务体系构建，以及高附加值产品布局，实现从“出口商”到“全球经营者”的根本转变。这一趋势对企业的技术积淀、产业链掌控力及全球化综合运营能力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Q ：基于上述转变，当前中国车企在全球产业生态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

A：当前，我国汽车产业已跻身全球第一梯队，但总体呈现“规模居前、位势中上，大而不全、强而有忧”的复杂局面，正处于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迁的关键阶段。

从全球产业生态看，我国已稳固占据“规模化制造中心”的重要席位：产业链自主配套率接近90%，成本控制与生产效率具备全球竞争力，产销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展现出较强的产业链韧性。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我国尚未真正登顶。智能座舱、车规级芯片等核心技术对外依存度依然偏高；焊接机器人等高端制造装备国产率也有待提升；在“技术创新引领者”的全球角色上仍有明显差距。

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持续增加。各国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与认证要求不一，提高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性成本；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关税壁垒、出口管制等“隐性壁垒”有增无减。加之锂等关键矿产资源的定价权仍由美元体系主导，供应链安全面临潜在风险，制约着我国从“规模优势”向“规则话语权优势”的跃升。

综合来看，我国虽已站稳全球汽车产业主舞台，但距离占据“技术引领、规则主导”的顶端位置仍有差距，仍需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国际标准话语权等方面持续攻坚突破。

Q：厘清现实坐标后，相较于早期“产品出海”，产业亟须在哪些底层能力上取得突破，才能建立可持续的全球化竞争优势？

A： 当前，我国汽车产业的出海逻辑正从“产品输出”向“能力输出”纵深发展，亟须在以下五个维度构建可持续的全球化底层能力：

第一，掌握技术和标准的话语权。这不仅要求企业在智能驾驶、三电系统等领域持续强化自主研发、快速迭代、产品开发及市场响应能力，还要在满足全球市场准入与碳排放要求的基础上，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将既有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从而掌握产业话语权。

第二，构建自主可控且具备全球协同供给能力的产业链集群。汽车出海不仅涉及单一产品，更依赖产业链的协同运作。目前，我国已拥有完整的产业链条，且在各关键环节具备自主可控能力，产业链韧性良好，但仍需强化海外供应链的本地化协同与风险对冲能力。

第三，增强本地化运营能力。在核心市场布局整车制造基地，实现生产本地化；同时可在欧洲、东南亚等区域设立研发中心，以更好适应当地文化与消费习惯。

第四，提升品牌价值，完善服务生态。当前，部分搭载智能驾驶与高端智能座舱的车型在海外已形成品牌溢价，表明中国汽车品牌正从价格优势转向技术认同。为此，需同步构建本地化、覆盖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支撑品牌价值的提升。

第五，提高全球化市场运营及管理能力。例如，产品需适配欧美等市场复杂的法规要求、ESG评级体系及碳排放标准，同时增强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的能力。

技术破壁

Q：您长期深耕工业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与车路协同领域。这些前沿技术能否成为打破国际标准壁垒的突破口？

A：这些前沿技术不仅是提升产品性能的工具，更是突破国际标准壁垒、重塑产业规则的核心竞争力。我国在智能驾驶领域已具备全球领先的产业基础，关键要将技术优势转化为标准话语权——掌握技术定义权、合规准入权和数据控制权。

具体而言，通过在真实场景中持续训练智能模型，积累合规数据与规则案例，能够形成支撑标准制定的技术基座，并推动评估认证与技术专利的布局。这意味着竞争维度正从传统的物理硬件比拼，升级为贯穿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证据体系较量。

工业人工智能、数字孪生与车路协同等技术虽各有侧重，但三者的成熟应用共同为我国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标准体系提供了关键支撑，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参与，乃至共建国际规则的关键转变。

Q：在车路协同领域，中国与欧美呈现出怎样的技术路线差异？

A：当前， 中国与欧美在车路协同领域的技术路线分歧，根植于国情、产业生态与治理模式的不同。

中国依托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统一的市场规模与高效的产业协同优势，确立了“车路云一体化”路线，优先采用C-V2X（蜂窝车联网）技术，实现人、车、能、路、云的全要素协同。美国则以“单车智能”为主导，通信层面主要依赖DSRC（专用短程通信），C-V2X仅作为补充。欧洲更强调合规性、安全冗余与数据治理，呈现出另一种发展逻辑。

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并非预先设定，而是在实践验证中确立，唯有被证明更高效、更具扩展性、更契合产业未来需求的路线，方能主导标准走向。中国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车路协同降低对单车智能的极端依赖，从而支持大规模场景落地。而欧美则侧重于局部技术的深度优化与合规框架的完善。

可见，标准之争的本质是技术路线、治理模式与产业生态的综合博弈，而非单一技术的优劣所能决定。

Q：业内普遍认为，海外服务保障滞后、基础设施薄弱是汽车产业出海面临的普遍痛点。从技术层面来看，应如何构建具有韧性的输出模式，以适应不同市场的差异化条件？

A：服务保障滞后，根源在于我国车企传统售后体系与出海需求严重脱节。破解这一痛点，关键在于推动售后体系从“被动维修”转向“主动服务”，进而构建技术驱动的韧性输出模式。

一方面，应建立智能运维与远程诊断体系。通过车路云体系将车载传感器实时回传运行数据至云端，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状态监测与故障预警，实现备件规划前置与客户主动邀约返修，将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另一方面，应依托数字孪生技术，针对不同市场的环境气候、路况条件与法规要求，建立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区域化虚拟模型，实现研发、备件与服务策略的本地化适配。

在此基础上，建议推动核心服务能力向云端迁移，整合线上线下资源，形成覆盖多市场、多场景的全球服务网络，支撑中国汽车产业从“产品出海”向“服务出海”纵深延伸。

Q：在您看来，服务出海模式的技术门槛与数据合规边界在哪里？

A：服务出海的技术门槛与合规边界紧密相连，核心在于车云协同能力与数据治理规则的双向适配。

技术层面，关键在于车载终端性能、核心模型精度与跨区域算力的协同。车云数据传输既取决于T-BOX（TelematicsBOX，远程信息处理器）等硬件稳定性，也依托通讯网络、链路、通信协议和安全机制的整体保障，对实时数据处理与远程运算能力均有较高要求。

合规层面，各国对车辆数据回传设有严格限制。企业必须在满足数据本地化与用户授权的前提下，通过脱敏处理、在地化节点部署等技术手段，实现关键参数的安全调用与模型训练。例如，欧盟要求数据本地存储，企业需在当地构建数据节点；远程诊断仅能进行参数优化，不得直接操控车辆，技术方案的精细化与合规性缺一不可。因此，服务出海模式能否走通，关键要看企业能否在技术创新与合规经营之间找到稳定的平衡点。

产教协同

Q：中国品牌在欧美市场仍面临“性价比”标签，NVH（Noise、Vibration、Harshness，噪声、振动与声振粗糙度）与可靠性等隐性技术壁垒亟待突破。高校如何通过构建客观技术指标体系，助力企业建立“技术品牌”的可信叙事？

A：中国品牌跳出“性价比”标签，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可量化、可溯源、与国际对标的可靠性评价体系。欧美市场对可靠性的严苛要求，源于其长期积累的成熟评价机制与溯源逻辑，消费者、监管机构及第三方机构均高度认可经充分验证的技术证据。

高校可从两方面着力：一是完善新能源汽车关键指标评价框架，将主观体验转化为客观数据，实现不同车型间的横向对比，并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二是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不同环境下的可靠性量化模型，形成可靠性知识图谱，精准识别设计与制造环节的薄弱环节，以学术证据和实测数据支撑技术品牌叙事，增强全球市场认可度。

Q：您曾指出“IT人才不懂车辆系统，车辆人才不通信息智能”。针对出海急需的复合型人才短板，高校在课程体系与产教融合方面应如何创新？

A：产业变革要求高校在人才培养中打破学科壁垒。华南理工大学已将车辆工程专业升级为智能车辆工程专业，课程涵盖智能感知、决策规划、数据分析与网络通讯等领域，并引入企业项目，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同时，我校还将设立科技商学院，培养既懂技术又通市场的复合型人才。

针对出海需求，我校正积极拓展海外产业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开展订单化、定制化培养。例如与秘鲁共建中国—秘鲁卓越工程师学院，面向属地系统培养本土化工科人才，破解海外市场“人才能力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痛点，实现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高效衔接。

Q：展望未来3—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面临的深层系统性风险来自哪些维度？高校与产业界应如何前置布局，构建“反脆弱”能力？

A：未来3—5年，产业面临的深层系统性风险将集中于规则脱钩、标准壁垒、数据主权与供应链重构。地缘政治博弈可能导致车辆数据跨境流动受限、全球数据闭环断裂，芯片及关键零部件使用受控，锂、钴等战略资源供应受阻，这将对产业出海形成多维度限制。

对此，高校与产业界需协同构建三层“反脆弱”防线：

一是前置开展规则研判与风险预警。高校应依托智库平台，整合技术、法律、贸易与国际关系等学科力量，动态解读目标市场的技术标准与贸易规则，结合地缘政治变化开展多维度风险评估，为企业出海提供前瞻性合规指南。

二是从技术底层协同布局专利与标准。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尚未固化，高校应把握窗口期，与车企协同开展底层专利布局，构建自主可控的知识产权体系，同时牵头推动电池安全、自动驾驶等领域标准国际互认，以专利与标准双轮驱动，实现从“跟随”到“领跑”的跨越。

三是强化基础研究，夯实技术主权。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降低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从源头消解“卡脖子”风险，增强产业韧性。

唯有将技术主权、人才根基与规则话语权共同推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方能在全球化变局中真正掌握主动权，将出海的势能转化为全球经营的持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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