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2025年11月，深圳。第二十七届高交会的院士论坛上，一个全新的研究机构——深圳理工大学国际研究院（Bio-X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BII）隆重揭牌。站在台上的人，是年逾花甲的教授。

行业之外，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在脑科学领域，他是改写认知的奠基人之一。数十年前，当科学界普遍认为神经胶质细胞不过是神经元之间的填充物时，Kettenmann教授和他的同行们却推开了那扇认知的厚重大门：他们证实这些细胞拥有功能性神经递质受体，其并非沉默的配角，而是神经信号传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一发现，为现代脑科学奠定了新的基石，也让他成为该领域公认的开创者之一。

从柏林到深圳，距离超过8000公里。2020年，这位德国科学院院士、欧洲自然和人文科学院院士，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意外的决定：将事业的重心从欧洲腹地转移到正蓬勃发展的粤港澳大湾区。他先是出任深圳理工大学生命健康学院讲席教授，而今又多了个新身份—— BII首任院长。

“科学无国界。”这不仅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也是他行动的注脚。多年来的紧密合作，让他早已成为中国科学界的老朋友。当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等机构的名字与他紧密相连，他的研究脉络也已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壤。

如今，他想搭建一座更广阔的桥梁。在他掌舵下的BII，将整合中欧顶尖资源，聚焦胶质细胞与神经退行性疾病、神经环路机制等最前沿的领域。这里不仅是一个实验室，更是一个跨学科的枢纽，一个汇聚全球智慧的人才“磁场”。

他要在这里，为下一代科学家打开更多未知的大门。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6年3月刊

文丨何静怡 采编丨张孟月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Q：《科技与金融》

A： Helmut Kettenmann

缘起深圳

Q：您在柏林已有深厚的科研根基，最终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将实验室“搬”到深圳来？

A：尽管已过了德国法定的退休年龄，但我对大脑奥秘的探索欲并未减退。这份科研热忱，加上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脑认知与脑疾病研究所所长王立平超过20年的学术合作，让我与中国的科研界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将事业重心转向这里的，是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在建校之初与我的一次深谈。他描绘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蓝图，对我而言不仅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宏大愿景，更是一个宝贵的机遇——让我有机会从零开始，组建一支顶尖的科研团队，延续并深化我的研究。这种既能投身前沿探索、又能参与缔造新学术平台的独特感召力，是我最终选择扎根深圳的直接原因。

目前，大学已正式设立，研究院的实验室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装修中，预计几个月后便可投入使用。

Q：粤港澳大湾区要吸引全球顶尖科研人才，需要打造怎样的环境？

A：两地吸引顶尖国际人才，不能仅靠口号，而在于能否构建一个真正“无感融入”的系统性环境。在我看来，最需要强化的是打通从科研端到城市端的语言与服务壁垒。

以我此前工作多年的德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为例，那里汇聚了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的学生与科研人员。从实验室的学术讨论，到行政管理事务，英语是唯一的通用语言。更关键的是，中心设有专门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为初来乍到的学者提供一站式支持：从找公寓、开银行账户，到税务登记等，这些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恰恰是决定人才能否安心扎根的第一步。

除了科研机构自身的努力外，从城市层面构建一套友好的国际化生活支持体系，同样不可或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虽然在深圳顺利找到了合适的公寓，但在办理水电开户、燃气缴费这些日常小事时，却因为语言障碍，原本简单的流程变得异常艰难。

因此，优化路径应是“双轨并行”：在科研端，将英语设定为实验室通用语言，打破沟通壁垒；在城市端，部分银行网点、公共服务窗口应具备基本的英语服务能力。这些看似微小的“痛点”，实则是顶尖国际人才能否安心留下的关键变量。只有系统性地解决这些毛细血管般的细节，才能真正降低国际人才的融入门槛，让他们从生活的琐碎中解放出来，全身心投入到最前沿的科研探索中。

筑梦蓝图

Q：作为BII的院长，请您分享一下，研究院将如何推动国际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

A：我们成立BII的初衷，是希望打造一个生命科学国际交流枢纽。科学从来不是某个国家的独占品，而是一项全球性事业，它的生命力孕育于跨国界的交流合作中。

目前，团队建设已迈出坚实一步：吸纳了5名国际学生与博士后，并成功纳入中国科学院国际人才计划（PIFI）。但这只是开始。实验室的国际化，关键在于人的流动与互动。

一方面，我们需要“请进来”。借助PIFI等项目支持，我们已邀请各国的顶尖学者来访。他们不仅带来前沿学术报告，还面向本科生开设基础课程讲座。另一方面，我们要搭建常态化的交流平台。前不久举办的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神经科学会议即是一个例证。我认为，这类活动不应是一次性的点缀，而应成为每年的惯例。因为交流不该止于资深科学家之间，一线科研人员和学生同样需要深度互动。我们要做的，是将整个科研社群定期凝聚在一起。只有这样，BII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枢纽——让思想在此交汇，让人才在此扎根。

Q：BII计划通过怎样的机制，将您在脑科学前沿领域的研究，与医学、工程学、人工智能等其他学科进行深度融合与转化？

A：我们的研究具有鲜明的跨领域特征，主要聚焦于三个彼此关联的方向：第一，胶质细胞与神经元的互动。作为研究的基石，我们聚焦于占大脑细胞半数的胶质细胞——它们长期被忽视，却对阿尔茨海默病等几乎所有脑疾病都至关重要。第二，脑与全身器官的对话。我们正突破“大脑孤立研究”的范式，深入探究神经系统如何与外周器官双向调控。第三，临床与转化研究。依托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的合作，我们得以获取珍贵的人脑组织样本，极大地推动了对脑肿瘤等疾病的研究，未来还将进一步向临床开放。

此外，我们正积极布局与AI的交叉，邀请脑科学—AI领域的顶尖学者担任客座教授，为传统神经科学注入新视角。

Q：在您看来，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跨区域科研协作方面形成了怎样的独特生态？与柏林相比，深圳开展脑科学研究的核心优势与主要挑战分别是什么？

A：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脑科学的最大优势，在于地理空间的高度集聚与人口资源的深度储备。以光明科学城为例，大学、科研机构、共享科研平台的集中布局，让学者们可以随时发起一场跨学科研讨——这种“步行可达”的互动便利性，显著促进了科研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之大湾区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比亚迪、腾讯等龙头企业形成的产业生态，为脑科学的产学研转化提供了天然试验场。

然而，与德国柏林这样的传统科研重镇相比，深圳面临的挑战也很清晰：国际学术知名度尚处于培育期。在柏林，邀请一位顶尖专家可能只需一个电话；而深圳虽已是产业高地，但在基础科研领域仍缺乏知名度。要打破这种刻板印象，最有效的路径是邀请国际学者亲身踏足这片土地。

我们正在实践这一策略：一方面，依托灵长类动物研究平台等尖端科研设施，让一流的科研条件成为吸引合作的名片；另一方面，通过PIFI等项目邀请国际学者以访问身份开展合作。当这些亲历者回去后口口相传，其说服力远超任何宣传册。培育深圳的科研声望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让世界亲眼看见。

Kettenmann教授带领团队参加第二届粤港澳大湾区神经科学会议

科学前沿

Q：作为神经生物学权威专家，您认为，推动脑科学领域认知转型最关键的科学发现是什么？

A：推动脑科学认知转型的，并非某一项孤立发现，而是一系列技术突破带来的渐进革命。

回想50年前我刚进入脑科学领域时，我们连疾病动物模型都没有。因为缺乏解析哺乳动物大脑的工具，研究只能在线虫、果蝇等神经系统简单的无脊椎动物上开展。真正的转折点来自两大技术基石：一是疾病动物模型的出现。如今，无论是阿尔茨海默病还是帕金森病，我们几乎能为任何脑疾病构建精准的小鼠模型。二是DNA测序技术的突破，让我们得以识别关键分子，甚至获取蛋白质的3D结构。

以我个人为例，30年前，由于尚未有小鼠模型，我曾参与脑内首批重组神经递质受体之一的表达研究——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正是这些新工具、新技术的叠加，让我们终于有能力回答那些曾经无法解答的问题，并推动认知转型。

Q：您的研究揭示了小胶质细胞作为“突触调控者”的新角色。该发现将如何塑造我们对如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认知？

A：小胶质细胞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常驻免疫细胞，发挥着双重功能：一方面通过清除异常蛋白、释放细胞因子来维持大脑微环境稳定；另一方面能感知神经元活动，动态参与突触修剪与神经环路重塑。

这一发现正在重塑我们对阿尔茨海默病的理解。人脑拥有数百亿神经元，每个神经元与数千个细胞相连，构成庞大网络。在学习与记忆过程中，不必要的突触需要被清除，这正是小胶质细胞的职责所在——它们会识别并移除那些不再需要的突触，为新连接的建立腾出空间。

问题在于，这一精密的修剪机制在病理条件下可能失控。当前研究的核心挑战在于：小胶质细胞如何精准识别需要移除的突触？这一识别机制的失灵如何导致阿尔茨海默病中的突触丧失？神经元与胶质细胞间的复杂对话，仍是未来需要深入探索的科学盲区。

Q：像脑机接口这样的新技术，能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大脑结构和治疗脑疾病？

A：脑机接口技术目前对阿尔茨海默病等复杂脑疾病的治疗帮助有限，其应用价值在脊髓损伤等相对简单的神经损伤领域更为明显。对于复杂脑疾病的诊断与治疗，现阶段最根本的支撑仍是扎实的基础研究。我们需要保持这样的视角：所有新发现都应追问其未来能否转化为诊断或治疗手段。但在此之前，理解大脑的基本原理才是根本。

使命与传承

Q：您如何看待当前科研评价体系“重数量、轻质量”的倾向？

A：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科研一旦缺少沉潜之心，便容易流于表面。在我看来，相较于单纯的论文数量，引用情况是更进阶的衡量指标。以我对团队成员的评估为例，相比发文数量，我更看重他们如何设计实验、是否严谨投入、在遭遇挫败时能否探寻新的路径。从事科研工作，90%的时间都伴随着挫折，事情很少按预期发展。科研人员必须学会跨越漫长的沮丧期，因为获得突破并非每日常态。

Q：请您给予从事脑科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建议，以帮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

A：青年学者若想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我建议做好三件事：第一，主动“走出去”。多参加国际会议，勇敢展示自己的数据与研究，建立学术可见度。第二，主动“搭桥梁”。每当有国际访客到来，请满怀热忱地与他们讨论、请教，尝试建立长期的学术联系。一次会面，可能开启未来多年的合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保持对科研的热情与投入。于我而言，科研从不是一份“工作”。它不像行政事务那样下班即止，而是融入呼吸与思考的日常。青年学者需要明白：选择科研工作，意味着选择一种持续追问的生活方式。真正的突破，往往诞生于那些无人要求你却仍在思考的时刻。

Q：展望未来十年，您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A：于我而言，从事科研的核心动力之一，便是与年轻人并肩工作，看着他们被研究“点燃”的那一刻。未来十年，我的目标始终如一：帮助年轻人建立职业生涯，支持他们从博士生成长为独立学者，继而在更广阔的天地施展才华。培养出一位能在某个领域荣任教授的学生，远比多发表一篇论文更让我自豪。这，才是我真正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