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周会霞

校对｜吴政希 图｜由受访者提供

未来产业已日益成为塑造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十五五”规划纲要和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等未来产业。”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涌现的新业态、新模式，金融机构应如何更精准地匹配未来产业的创新需求、更高效地优化资源配置？国内金融体系与未来产业发展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尚存在哪些适配性问题？

在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云兴看来，未来产业存在不确定性导致了金融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多重不匹配，但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当产业发展的逻辑变了，金融供给的结构也必须调整。他认为，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搭建一套“马拉松式”的支撑体系——前端有精准识别预警，全程有动态管控陪伴，多方共同分担压力，最后还有畅通的退出保障。只有把这套体系建起来，让创新者敢于起跑，才能让资本敢于陪跑。

Q 《科技与金融》杂志

A 汪云兴，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公共经济研究所所长

“发展未来产业需要搭建一套‘马拉松式’的支撑体系”

Q：相对于传统产业，未来产业的发展对金融机构提出了哪些新的挑战？

A：无论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都离不开两个关键支撑—— 技术创新和金融赋能。这两者缺一不可。而未来产业之所以对金融机构提出新挑战，是因为它与传统产业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发展特征。

未来产业最大的特点是以颠覆性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这种颠覆性也带来了高度的不确定性：首先是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颠覆性技术能否取得突破、能否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其次是市场应用的不确定性。即便技术成熟，能否形成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也是未知。最后是生产组织和产业周期的不确定性。传统产业可以做三到五年的发展规划，但未来产业的技术路线、产业化前景、组织方式往往难以按常规周期预判，呈现出长周期、跨周期的复杂特征。

这些不确定性也导致了金融供给与未来产业需求之间的多重不匹配：一是周期不匹配。我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偏短期，追求看得见的回报，而未来产业恰恰需要长期资本、耐心资本的助力。二是风险评估不匹配。传统银行的风控模式高度依赖抵押物等有形、可量化的资产，但未来产业的核心价值往往体现在无形资产上，比如团队能力、技术路线判断、产业前景洞察，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难以适用。三是资金供需结构不匹配。尽管已有部分风投机构布局前沿科技项目，但从整体看，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导，能够匹配未来产业高风险、长周期、重研发特征的资本供给仍显不足。虽然未来产业的发展逻辑发生了变化，但目前我们的金融要素、人才要素、空间要素，乃至政策供给、监管改革，都还未能跟上这一变化。

Q：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政策内涵？

A：要理解“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的关键在于明白投入与风险是紧密关联、一体两面的关系。说得再直白一点，没有投入就没有风险；投入规模越大，风险也随之放大。未来产业的特点是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这就决定了它天然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领域。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要在投入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同步建立起有效的风险分担机制。只有风险得到合理分担，社会资本才敢持续投入、愿意持续投入、有能力持续投入。

具体而言，在投入端，政府需要发挥引导作用，比如设立国家级未来产业投资基金，通过“母基金+直投”的方式撬动社会资本；同时优化考核机制，对投向未来产业的资本给予更宽松的容错空间和更长期限的考核周期。

在风险端，则要建立起覆盖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体系，比如前端的风险预判，中端的风险评估与控制，后端的风险分担机制，合理利用政府性融资担保、科技保险、风险补偿基金等工具，形成“政府+市场”共同分担的格局。

Q：就风险分担机制而言，目前破局的关键卡点在哪里？

A：我觉得目前主要卡在三个环节：识别不全、分担不足、退出不畅。

首先是前端风险的识别和预防机制不够精准。过去评估风险，主要看传统产业的经营数据、财务报表，是一种“有限的画像”。但未来产业需要更前瞻的判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应当基于全球市场动态、产业链数据、企业实时经营动态等多维信息，去综合评估一个技术、一个项目、一个企业的真实风险。目前，头部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已在探索建立智能化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但整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数据壁垒尚未打通，覆盖面也不够广。

其次是多主体、多领域的风险分担机制还不健全。风险不能只压在某一方身上。政府、社会资本、投资机构、技术持有人、企业等各方应该共同分担，形成多元主体的风险分担网络。但目前，政府引导基金、保险机构、担保机构、市场化资本之间的协同还不够顺畅，缺乏制度化的分担安排。很多项目在遇到风险时，缺乏有效的共担机制，导致风险过度集中于某类主体，抑制了整体的投资意愿。

最后是退出机制还不够完善。无论是风险投资还是政府引导基金，最终都需要畅通的退出通道。目前，科创板、北交所等为科技型企业提供了更多上市通道，但针对早期未来产业项目的并购市场、S基金、股权转让平台等退出渠道仍不够发达，这也是当前的一大短板。

现在一些地方发展产业，只顾起跑，不顾陪跑。我认为，无论是政府、投资者，还是企业，所有参与方应该成为一个“共同体”。这就像一场马拉松，不能只让选手去跑，而不提供补给。跑五公里要补水，跑十公里要能量胶，还要有全程的监测、救援队、收容车，再加上赛道保障、志愿者服务等，才能保障大多数人安全完赛。建立未来产业的风险分担机制，本质上就是要搭建这样一套支撑体系：前端有精准识别预警，全程有动态管控陪伴，多方共同分担压力，最后还有畅通的退出保障。只有把这套体系建起来，才能让让创新者敢于起跑，资本敢于陪跑。

“当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变了，金融供给的结构就必须调整”

Q：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信贷为主。对于未来产业发展而言，想从“债”转向“股”，您觉得这个弯转得动吗？最难的地方在哪？

A：这个弯不是要不要转，而是怎么转的问题。过去几十年，中国的科技和产业总体上处于“跟跑”阶段。既然是跟跑，就意味着确定性相对较高。但现在，我们正在从“跟跑”迈向“并跑”甚至“领跑”。就像任正非说的，我们进入了“无人区”——没有现成的路可以跟，没有现成的规则可以依，一切都要靠自己探索、自己导航。在这个阶段，风险特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技术路线、市场前景、产业化周期都不确定，这就决定了未来产业更需要的是能够共担风险、长期陪跑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

金融的本质是服务实体经济，当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变了，金融供给的结构就必须调整。这个方面，我觉得挑战主要集中在几个层面：

一是路径依赖和利益格局。我们的金融体系长期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结构是几十年形成的，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考核机制、人才结构、风险文化，都形成了强大的惯性。打破这种路径依赖，重构金融资源的配置方式，涉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

二是股权文化和风险意识的培育。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社会对股权投资的风险认知和接受度还有差距。培育“敢于承担风险、愿意长期陪伴”的股权文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三是政策支持体系的系统性不足。从天使投资到风险投资，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们在“募投管退”各个环节都有进步，但每个环节也都有短板。比如在“募”的环节，养老金、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本参与股权投资的渠道还不够通畅；在“退”的环节，并购市场、S基金等退出渠道仍不够发达。如果这些环节不能系统性地打通，股权资本的循环就很难真正顺畅起来。

四是监管和考核机制的适配问题。银行要转型做股权投资，受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法律的约束；国有资本参与风险投资，又面临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压力。这些制度层面的制约，需要在改革中逐步破解。

Q：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强调“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该如何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让政府投资基金真正当好“耐心资本”的领头羊，还需要哪些配套支持政策？

A：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首先需要解决“定位”的问题，要明确“做什么、不做什么”，它的职责不是替代市场化资本，而是填补市场对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入不足的空白，发挥引导和撬动作用。

在管理运作层面，也有几点值得关注：

第一，坚持专业化管理。政府投资基金应当依托专业的投资管理团队，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避免行政化干预。投资决策要尊重专业判断，而不是简单套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

第二，建立跨周期的长期考核机制。政府任期通常为五年，而未来产业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化往往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果考核机制过于强调短期见效，就容易导致投资行为短期化。因此，需要建立跨政府任期、符合产业规律的长期绩效评价体系，让地方政府和基金管理团队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

第三，形成上下联动、区域协同的资金体系。比如，国家级母基金可以与地方合作设立区域性子基金或城市合作基金，形成“国家队+地方队”的合力。通过市场化运作，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放大政策效应。

第四，优化团队激励与考核机制。当前部分政府投资基金在人才选用、团队激励、业绩考核方面，还带有一定的行政化色彩。耐心资本需要专业团队长期深耕，这就要求建立与市场化机构接轨的激励机制，让专业人才愿意来、留得住、投得好。

第五，配套政策的系统支撑。要让政府投资基金真正做好耐心资本，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协同发力。比如，在容错机制上，要允许一定的投资失败率，避免“不敢投”；在退出渠道上，要完善S基金、并购市场等多元化退出路径，打通“募投管退”的循环。

“产业政策已从供给侧为主转向供需双向赋能”

Q：目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在密集布局未来产业。在各地政策中，您是否发现了哪些共同的趋势？

A：从政策的系统性和前瞻性来看，北、上、深各有特色，但也有一个共同的趋势——从供给侧为主转向供需双向赋能。过去产业政策更多聚焦供给端，比如给资金、给土地、给税收优惠。近年来，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场景”成为未来产业政策的关键词。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都在大力推动应用场景开放，为未来产业提供市场验证的机会。政府通过开放场景，实际上是在需求端“先买单”，帮助企业验证技术、培育市场，形成从“给资源”到“给机会”的转变。在当前财政吃紧的背景下，这种“给场景、给示范”的方式，也是一种更可持续的政策创新。

Q：各地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举措？

A：确实有几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比如北京的未来产业政策框架非常清晰，涵盖全要素、全过程、全周期，并强调服务保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还明确提出，科技、经济和信息化等主要产业部门投向未来产业的资金比例不得低于20%。这是一个硬性约束，为财政资金投向未来产业提供了制度保障。

上海建立了“项目经理团队主责、重点任务清单突破、未来产业基金赋能、未来产业集聚区支撑”的四位一体机制。从团队、任务、资金、空间四个维度协同发力，形成了系统化的培育体系。

深圳在未来产业的布局上非常超前。早在2013年，深圳就提出要重点发展生命健康、海洋、航空航天等六大未来产业，当时也设立了产业专项资金，从2014年到2020年，每年安排10亿元，累计投入约70亿元。2026年，深圳又提出将制定实施未来产业政策体系3 .0版，积极推动第六代移动通信、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未来能源、脑机接口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快建设未来产业先导区。

Q：在您看来，深圳在支持未来产业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优势是什么？

A：深圳能在未来产业培育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我认为有几个层面的独特优势。

第一，制度创新。深圳是经济特区，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改革探路的使命，而且深圳人骨子里有一种“必须走在前面”的紧迫感。这种创新文化，是制度之外同样重要的软实力。

第二，链接国际的独特区位。深圳紧邻香港，可以快速链接国际资源、对接国际规则。无论是引入国际资本、吸引海外人才，还是参与全球创新网络，深港融合都为深圳提供了不可替代的通道。在未来产业这样一个高度依赖全球视野和国际合作的领域，这种区位优势尤为关键。

第三，政府治理的“场景示范地”效应。深圳有一种独特的生态文化：敢于制定新政策、敢于执行新政策、敢于在探索中调整。这种“先行先试”的包容环境，使得深圳成为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最理想的场景示范地。各项政策在这里做应用、做示范、做突破，形成经验后再辐射带动其他地区，未来产业也不例外。

第四，规划编制坚持“从市场中来，到市场中去”。我在深圳参与产业规划时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深圳的规划不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它的定位、问题判断、趋势分析和发展重点，都源于企业的真实诉求，也就是对企业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的一种“政府表达”。通过专业机构把市场语言和政府语言嫁接起来，形成社会看得懂、企业用得上的一份文件。这种“亲市场”的务实作风，保证了规划的生命力。

Q：在未来产业发展中，有没有哪个国家的做法值得借鉴？

A：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在未来产业的培育上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文化层面，美国社会对颠覆性创新有着较高的包容度，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为未来产业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二是组织模式创新，美国2020年提出建设“未来产业研究院”，有点类似我们提出的“新型研发机构”的概念。不同的是，它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组建，下设针对各个不同未来产业的研究院，各研究院间的合作由美国未来产业研究院国家办公室推动。各研究院采取理事会管理模式，由各自独立的理事会管理。这种模式能有效整合学术界、产业界、国家实验室等多方力量，解决创新链上不同环节割裂的问题。

三是资金投入方面，为保障未来产业研究院的顺利运行，联邦政府需要确立中长期预算安排，具体资金支持数量和方式根据研究院不同阶段的需求进行调整。在初始阶段，多个联邦政府部门预算建立的“种子基金”，是启动研究院、引进合作伙伴参与和共同出资的基础。在成熟阶段，随着运行模式及商业模式的逐渐成熟，研究院不断创新融资模式和资源获取方式实现自给自足，此时，联邦资金逐渐退出，非联邦政府资金逐步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

四是政策工具组合。除了研发机构，美国还通过税收优惠、贷款担保、专利审查绿色通道等多种政策工具支持未来产业。例如，2025年美国推出的《关键与新兴技术领导力法案》，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等领域的专利申请提供快速审查通道，加速技术成果的确权与转化。

Q：对于构建更好适配未来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您还有什么建议？

A：我主要有五点建议：

一是因地制宜，避免“一哄而上”。各地要根据自身的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选择适合的细分领域，而不是盲目跟风。

二是探索沙盒监管，在可控范围内先行先试。未来产业涉及许多新技术、新模式，对现有监管体系和法律框架可能形成冲击。可以在特定区域建立未来产业试验区，在风险可控的空间内率先探索、先行先试，形成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到更广泛的应用场景。

三是支持重点城市率先突破。像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具备产业基础、创新生态和政策环境等多重优势，可以集中资源重点发展未来产业。通过支持这些城市率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领全国未来产业的整体跃升。

四是构建全链条、多层次的耐心资本体系。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到私募股权，从政府引导基金到社保、保险等长期资金，要打通“募投管退”各个环节，形成多元化的资本供给格局。同时，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建立跨周期的长期绩效评估体系，让各类资本真正“敢投、愿投、能投”。

五是持续优化制度环境。包括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科技保险体系、发展S基金和并购市场等退出渠道、优化国有资本参与风险投资的考核机制等。只有制度环境跟上了，金融赋能未来产业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总的来说，构建适配未来产业的金融支持体系，不是单一维度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资本要素、政策制度、软性环境协同发力的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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