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孟月 校对 | 吴政希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未来的社会常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8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2.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4.9%。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4%，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社会的不期而至，叠加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并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工程和托育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从养老服务、托育服务等四个方面，推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新时代优化工作，努力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2021年10月，《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的制定，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及养老需求提供有力支撑；2022年2月，《“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发布……多个方案和规划的发布，都指导着我国养老服务的发展和方向。

从养老产业密集的政策支持中不难看出，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信息产品和智慧服务的发展，以及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日常照料、健康服务、生命安全保障、自我价值实现等需求，智慧养老日趋成为加强养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举措，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缓解养老服务资源紧缺、效率低下、供需不匹配等困境的重要手段。

智慧养老，顾名思义就是“智慧”与“养老”的结合。虽然学术界和产业界尚未对智慧养老给出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即把智慧养老视为使用现代科技（如5G、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对传统养老服务进行补充的新业态、新模式。

对于我国智慧养老的发展阶段，每位专家都有不同的解读，但业内普遍认为，我国智慧养老尚处于发展初期，有待更多的支持和投入。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养老人力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如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智慧养老这一新兴养老模式，让老年人也享受到科技进步的红利，成为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广东省老龄产业协会会长洪颖岚看来，我国的智慧养老产业发展有三重优势：消费市场巨大、基础设施完善以及政策支持力度较大。

首先，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老年群体数量日益增长，有一定财富储备、消费能力强、熟悉电子产品的“60后”自2020年起步入花甲之年，他们的养老消费潜力将逐渐释放。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这意味着在我国普遍的“421”家庭结构中，一对独生子女夫妻将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程度加深和家庭小型化、少子化趋势加强的背景下，传统的家庭养老照料模式将面临诸多挑战。”

北京师范大学朱耀垠教授说。只有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将智慧化设备、养老相关服务机构与老年人个体链接起来，才能实现资源的高效对接和优化配置，缓解社会的养老压力。

其次，我国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为完善，制造业基础雄厚，都为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一方面，5G、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为产业的发展提供科技支撑；另一方面，强大的制造业基础也推动了养老硬件的发展，诸如可穿戴设备、医疗康复器械等产品销量在2021年都有较大涨幅。

再次，政府对智慧养老十分重视。从2012年全国老龄办首次提出“智能养老”的概念，倡导利用现代智能科技服务于养老产业，到2022年的《“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国家在养老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方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其中“智慧健康养老”被多次提及。

中国人民大学左美云教授表示，现在，智慧养老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重要性已经被社会广泛接受，我国智慧养老的产品琳琅满目，领域内的技术发展基本与世界同步。

近年来，在国内信息技术产业与健康养老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智慧养老产业规模不断上涨。智研咨询发布的《2023-2029年中国智慧养老行业市场全景调查及投资潜力研究报告》显示，2022年我国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市场规模为4.2万亿元，占养老产业规模的42.63%。其中，智慧居家养老、智慧社区养老以及智慧机构养老市场规模占比分别为74.10%、12.92%和12.98%。

截至2021年，工信部共公示了将近200家智慧养老示范企业，从区域分布上看，我国智慧养老示范企业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其中浙江省的智慧养老示范企业数量最多，为17家，其次是山东省，有15家，广东省和江苏省并列第3，共14家。除东部地区外，位于中部地区的陕西省和四川省的智慧养老示范企业数量也较多，均超过了10家。

洪颖岚表示，广东省在智能养老领域的强项是智能产品的生产、制造与研发，其中，广东在智能可穿戴设备领域的企业数量和市场占有率为全国第一，康复辅具类产品的市场份额占全国50%以上，出口份额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额的70%。行业龙头企业诸如华为、OPPO、vivo、步步高等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而江浙地区长于信息系统平台的搭建，而且社会老龄化程度更高，政府的投入及支持力度更大，民众的养老意识也更为超前。

在深圳市优必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健康事业部技术总监马宏波和广州市立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武看来，经济是智慧养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经济发达地区对智慧养老的接受程度更高。此外，老年群体的消费能力、各地的政策支持力度、地区的宗族文化等也是相关影响因素。保利和品董事总经理谢红英也提及，东部沿海地区对智能老年用品的需求较大，希望产品有更多附加功能；而在西部地区，人们更在意基础需求是否得到满足。

尽管在政策支持和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智慧养老产业在国内得到了快速发展，但需要看到的是，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仍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便是业界热议的“供需错配”。华东师范大学黄晨熹教授指出，虽然我国智慧养老政策支持来源广泛，但政策指导性较弱，对老年人需求把握较模糊，容易造成“重技术，轻需求”的供需错配。

洪颖岚则认为，企业关键技术能力不足、产品智能性不够等问题是限制供需对接的主要原因。“举个例子，如果无需穿刺的家用血糖仪或血糖手表能够达到医疗级别的精准度，谁还愿意去医院做穿刺呢？”

在左美云看来，智慧养老的需求验证不充分，“有用”“好用”亟需提升。他举例道，我国三部委曾于2018—2022年间3次联合组织开展《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的申报和公示工作。其中，在智慧健康养老产品的分类中，家庭服务机器人、辅助器具类智能产品、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的累计数量较少，均为10项以内。

谢红英亦坦言：“我国老年用品起步较晚，适老及消费观念消费滞后，市场不成熟，适老化改造产品需求低，产品平均成本高。再加上适老产品的研发投入大、回报周期长，企业负担重，大量适老化改造产品公司纷纷转型或倒闭，保利和品也是举步维艰。”

马宏波也坦承，国内养老产业的重点仍以解决普惠性问题为主，智慧养老主要集中在普惠性和刚需性的产品与服务场景中，对健康管理、康复类的接受度较低。

其次，多位专家都提到，智慧养老服务缺乏体系化运营。“智慧养老需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生态系统，相关产品安在家里需要有成熟的售后服务体系。”

• 左美云教授表示，当前，有些平台连接的线下服务资源有限或形同虚设，存在平台空心化、演示化、服务不规范、“跳单”常发生等情况。

• 洪颖岚深表赞同：“相对而言，智慧养老产品与服务的对接并不成熟，“最后一公里”的人性化服务缺失，服务意识及服务人员的配置目前还较为薄弱。”

• 朱耀垠教授亦认为，智慧养老服务信息资源的统筹整合不到位，信息平台不统一，跨地域、跨部门的互联互通尚未实现。

最后，智慧养老标准体系的建设相对滞后。陈武对此深有体会，他发现，养老行业信息化程度较低，在数据的互联互通方面存在诸多考验。不同企业主体的软件程序接口不一致、业务规则标准不一致，使得数据无法打通。

左美云教授进一步说明，设备和系统之间无法互联互通，集成效果差；企业和医疗机构的数据标准不同，无法互认，造成数据浪费、加剧“医养结合”的难度。“标准体系的建立非常重要，若没有标准，企业容易盲目发展，会产生过度或重复投资，影响行业的健康发展。”洪颖岚说。

此外，政府和行业协会监管角色发挥不充分、老年人隐私数据保护力度不够、社区和养老机构技术转型困难、智慧养老人才匮乏等问题，都制约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多，人口老龄化速度快。”2022年9月，国家卫健委老龄司司长王海东在党的十八大以来老龄工作进展与成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据测算，到2035年左右，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我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老年人群的快速增加，导致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进程，智慧养老产业面临的供需结构错配、商业模式不成熟、信息共享难、标准体系欠缺、专业人员稀缺等问题亟待解决，需要不断优化智慧养老产业的发展路径，促进智慧养老产业的快速发展。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智慧养老产业配套制度体系。我国智慧养老产业发展尚处于早期阶段，再加上产业本身的高投入、高风险、周期长等特点，若想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在已有的政策基础上，政府还需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智慧养老产业发展的配套制度体系。

黄晨熹教授建议，为贴合老年人需求，需更多尝试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开通更多渠道收集老年人需求，以及考虑照护人员、服务供应商和社区工作者的意见与反馈。同时，还应在产业发展的实践中持续改善应用政策环境，根据科技和产品的最新进展及时调整政策规定，不断完善政策和标准体系。

洪颖岚提及，应不断放宽社会资本准入条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政府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和企业进入智慧养老产业中，促进智慧养老产业发展。

第二，调整供需结构，促进智慧养老产品和服务的供需平衡。从需求结构来看，由于需求决定供给，一要加大对智慧养老的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对智慧养老产品及服务的认知度，二要加强对老年人需求的调研，掌握不同代际、不同层次的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

从供给结构看，建议根据老年人智慧养老的需求不断调整相应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结构，但供给的增加必须是以达到供需平衡为前提。“智慧养老企业要立足中国文化特点和老年人需求，强化产品和服务的人性化设计，丰富供给。”黄晨熹教授表示。

第三，打造信息共享服务平台，实现数据资源共享。对于当前智慧养老产业发展进程中的数据信息资源共享难问题，必须建立信息共享服务平台。该平台应整合各个涉老部门（如民政、工信、卫生、应急等）的相关数据信息，以及充分利用现有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信息、养老服务信息、医疗数据信息等平台，建设统一规范、互联互通的养老信息共享系统，积极开展养老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与应用，从而实现数据资源的共享。

对于老年人担心的个人隐私数据泄露问题，政策、监管层面应“双管齐下”，监督企业做好数据资料安全的保障工作，保护老年群体的隐私。

第四，完善多元社会支持体系。既要提升老年人使用智慧养老设施和服务的能力，又要培育结构合理、质量优良的人才队伍。

老年群体是智慧养老的服务对象，但碍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无法充分享受到数字红利。“为更好地服务老年群体，建议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反哺的多元主体支持网络，协同促进老年人信息素养教育的发展，并通过多种方式提升老年人的数字技能。”黄晨熹教授说。

朱耀垠教授则建议，应改进智慧养老人才培养的方式，着力培养既懂智能技术又懂养老服务的复合型人才。

随着人口老龄化成为一种社会常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日益重要且紧迫。智慧养老作为交叉型、复合型的庞大产业链，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发展空间，但必须同步提升产品用户体验和场景覆盖率，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个性化的养老需求。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前，智能技术只是辅助人工而非完全替代，只有将数字应用和人工服务、线上监测和线下响应有机结合，让智慧养老兼具数字精度与人文温度，才能不断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

推进智慧养老，是构筑美好数字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方面。顺应这一社会发展趋势，迭代升级相关应用场景，帮助老年人跨过“数字鸿沟”，持续提升养老服务水平，定能为老年人生活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技术进步的红利真正变成老年人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