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会霞 编校丨吴政希

 图｜由受访者提供

导读  

在机器人“赛道”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尖子生”，拥有大疆、库卡、大族、川崎、明珞等一大批国际知名公司，以及深龙、嘉腾、利迅达、海川智能等后起之秀。

在更为细分的手术机器人领域中，精锋医疗、康诺思腾等不仅备受资本青睐，相关技术研发亦可圈可点。

是什么让大湾区一直走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它又能否跑出手术机器人赛道的下一匹“黑马”？

为了寻找这些答案，本期《科技与金融》专访了深圳市人工智能产业协会执行会长范丛明，暨南大学生物医药研究院副院长、广东省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王一飞两位专家，从宏观政策、地理区位、产业链条、“产学研医”协同发展等角度，剖析了大湾区在手术机器人发展中的优势与不足。

用他们的话来说，无论大湾区能否在手术机器人领域实现突破，未来这个赛道中，一定不乏中国品牌的身影。

大湾区手术机器人产业占比较小

Q：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您看来，大湾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方面积累了哪些优势？

范丛明：我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从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未来将进入科学家红利时代，人工智能就是这个红利背景下的产物。具体来说，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有以下几个优势：

首先，政策优势。近年来，大湾区内各级政府将人工智能作为战略发展方向，区内基本形成了从基础支撑、核心技术到行业应用较为完整的人工智能产业链。

其次，人才优势。深圳人是“为创业而生，为创新而动”的一批先行者，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深圳、东莞、广州南沙等地与机器人、人工智能相关的科研院所林立，这为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关键技术研发、技术创新等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

最后，地理区位优势。在大湾区“9+2”城市群中，广东省9个城市是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研发和应用最主要的市场，香港、澳门则凭借其国际化和基础研究优势为大湾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技术、资金以及人才方面的支撑。尤其是香港，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在亚洲，甚至全球都属于第一梯队，加上其成熟的研发团队和经验，为大湾区人工智能产业的极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2022年中国手术机器人行业上市企业地区分布图

来源|《科技与金融》根据各大企业公开数据整理

Q：那手术机器人在大湾区整个机器人产业中处于怎样的地位？

范丛明：机器人产业作为广东省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机器人产值规模、企业数量、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均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就细分领域来说，目前主要还是以工业机器人为主。

手术机器人虽然近两年迎来了高速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占比较小。相比而言，京津冀、长三角和东北地区在医疗机器人，尤其是手术机器人的发展上优势可能更明显一些。

Q：您提到我国手术机器人的研发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东北地区，在您看来，为什么会呈现这种分布？

范丛明：除了政策导向的差异，手术机器人对于区域整体资源的偏向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种分布。

手术机器人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对系统、硬件集成及产品设计能力要求很高。与此同时，它在研发过程中也需要与大型三级医院进行紧密且大量的临床试验。

基于这两个特征，当前我国的手术机器人领域呈现了突出的“产学研医”高度结合的产品开发及行业发展特征，对以医疗资源、人工智能电子信息、软件开发、系统集成等为代表的高精尖产业发展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中国顶级理工科大学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和东北等地，而这些地方又有如协和系、复旦系、上海交大系医院等优质医疗资源，能培育出像天智航、微创等企业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过，如今大湾区也出现了像精锋医疗这样的腹腔镜机器人的代表企业，未来这方面的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Q：最近大湾区手术机器人迎来了一个重大政策利好，深圳多部门联合发布《深圳市培育发展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2-2025）》（以下简称“《计划》”），“点名”支持手术机器人。这个消息对我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范丛明：在推动创新和科技进步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十分重要的。根 据《计划》 ，到2025年，深圳将建设成为全球知名的高端医疗器械研发中心和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聚发展高地。

大湾区在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链发展方面积累了巨大的优势，政府的支持，不仅有利于支持手术机器人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加快培养、集聚医疗器械高端专业人才，还有利于鼓励各大医院、研究机构开展技术创新和临床试验，围绕若干重点产品的上下游展开“链式”攻关，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原材料和零部件，在细分领域建立全球性技术优势。

Q：除了政策支持，在加快手术机器人从研发到落地的全过程中还可以从哪些方面着力？

范丛明：首先，可以加快对手术机器人上市的审批过程。手术机器人是机器人产品，更是医疗设备产品，目前面临着非常严格的医疗产品准入机制。

虽然部分地区对一些创新性强、安全度高的手术机器人产品敞开了绿色认证通道，但在如何平衡安全性与市场性，提高产业转化效率方面仍任重道远。

其次，对优质企业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尤其是在高新技术的推广力度上，建议政府加大批量采购力度，尤其在实现国产替代化的过程中，光靠企业自身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企业也要加大市场调研力度。目前我们手术机器人行业的发展中存在一个问题：一批做机器人的人想做手术机器人，而不是做医疗的人想做手术机器人。不能为了发展而去发展，要回到手术机器人本身的应用价值上来。

手术机器人需要“产学研医”协同发展

Q：作为一位研究型学者，在您看来，国产手术机器人技术壁垒最高的环节是什么？

王一飞：近几年，随着科研投入的不断增加，我国在手术机器人领域的研发与应用，也慢慢打破了国外产品的垄断，涌现出了许多国产品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在一些核心、关键技术的研发上，与欧美国家还是存在一定差距。以腹腔镜手术机器人为例，目前，达芬奇依然是大多数正处于研发阶段的国产腔镜类手术机器人的对标对象，从算法设计、模块研发以及器械组成结构都绕不开对达芬奇的模仿与超越。

Q：对于这些“卡脖子”关键的技术，怎样才能实现突破呢？

王一飞：医疗技术的突破不仅要依靠科研机构，医院也是医疗科技创新的重要来源。

我们要明白，无论机器人如何智能化，它都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它是来帮助医生而不是取代医生的。所以，我们的医疗机器人研发应该是以临床为导向，以服务患者、服务医生为导向。

以往像达芬奇这类先进的机器人往往在海外打磨应用，待到成熟后才进入中国，中国医生很少能参与原创性高质量的科研。现在，随着国产医疗机器人产业的崛起，一大批技术工程师、高校团队、医疗机构，通过“产学研医”的深度、开放的合作，能共同开展源头型创新，在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有效地推动了产医转化。

Q：您能具体说说在“产学研医”协同发展的模式中，“医”的作用吗？

王一飞：相较于工业机器人，手术机器人本身突出的多学科交叉特征，譬如高度的系统及硬件集成要求及产品设计能力要求，使得其开发难度非常大，因此需要“政、产、学、研、医”等各方大力协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医”和“研”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代表了未来行业大的走势。

以“医”为例，医疗机器人要解决的痛点来自于医院，而在设备进入临床阶段时，往往需要通过顶尖高校、医院在使用过程中发现问题，通过不断磨合解决问题，才能让设备优化改进，这都离不开医院的作用。

Q：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高校在“产学研医”模式中的参与度如何呢？

王一飞：就我们广东省的高校来说，对手术机器人的参与还不算太深入，目前还比不上像北航、上海交大、哈工大这类的高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广东的高校就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和实力。

放眼整个大湾区，我们在高校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优势也是可圈可点的。包括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澳门大学分别在深圳、广州、珠海设立校区，高校的重点发展研究领域与方向均包括了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方向，并且建成了一批产业相关的重点实验室，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也开设了相关专业。

Q：您刚才提到大湾区内的高校陆续开展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学科建设，那对于这类科研人才培养，您有哪些建议？

王一飞：我国对科技的持续投入已经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科研人才，单就人工智能发展来说，我国已经有了不逊色于欧美国家的人才优势。但是，在高校这个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我们在许多地方仍有改进的空间。

比如，目前高校的科研项目申报主要集中在重点的大型项目上，这使得很多青年科技人才难以获得项目启动需要的科研资源，而且科研项目申报有行政化的倾向，经费审计流程复杂、项目限定人员费用比例太低、申报周期太长、申报手续复杂等等，这都使得青年科技人员真正用于研究的时间大大缩水，无法静心开展研究。

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的重点在于激发和强化青年人才的自主创新能力，因此，精简科研项目申报、评审、结项全流程，让青年科技人才将有限的时间投入真正的研究过程中就显得十分重要。

与此同时，除了扶持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攻关，我也建议兼顾一些中小型的项目，对于一些研究方向尚未明确、研究经验不足的研究生，也可以尝试设立早期项目，为青年人才提供必要的实践积累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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