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原规划司司长，现任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文︱徐林 图︱由作者提供

一、引言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环境、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出口恐难有大的增长作为。

综合上述多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即便是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稳定，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左右。

因此，研究设定“十四五”增长预期目标，可能不得不将预期增长目标，确定在相比十三五规划目标而言更低的增长区间。

中央政府还应该严控新城新区的数量和规模，这是因为新城新区建设数量多、规模大是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飙升的主要原因。

要以沿海一线城市或都市圈、内陆新一线城市为重点，以国际化大都市为标准提高城市发展品质和国际化程度，培育具有更强参与国际竞争能力和海外要素吸引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我国正面临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大挑战，国际环境错综复杂，挑战因素不断增多，大国间战略利益博弈复杂激烈，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将艰难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也将受到新的冲击。

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导致了全球性经济衰退，恢复常态困难重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将更加依赖创新形成的新动能。

国内要素条件趋于恶化，人口老龄化、债务杠杆、生态环境、结构失衡等边界约束条件日益收紧，制度性结构矛盾更加突出。

如何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延续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需要更好地谋划“十四五”发展，需要我们看透基本态势，直面突出挑战和问题，寻找科学合理的出路，实施坚定有效的举措。

二、合理引导未来增长预期

明确发展目标从来都是国家发展规划面临的头等大事，这是引导未来预期和政策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

（一）从供给侧宏观增长模型看趋势

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速是由技术进步增速、资本投入增速和劳动力投入增速共同决定的。

从我国目前趋势看，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提高，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超过18%，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接近15%，在上海等超大城市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30%以上。

由于“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集中影响，这一比例还在快速上升。预计到202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到20%以上，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接近18%。

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储蓄率逐渐下降。我国总储蓄率过去几年已经由51%左右下降到了46%左右，虽然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仍属较高之列，但还在继续快速下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25年，中国的总体储蓄率会进一步下降至40%左右。储蓄资源增速下降，加之资本产出率增速也在下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研究表明，我国资本产出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3.94%下降到了2008年后的年均0.62%），使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过去的两位数增长下降到6%左右的个位数增长。

从劳动力供给看，老龄化毫无疑问会降低劳动力供给增速。过去几年我国劳动 年龄人口（15岁-60岁）平均每年净减少300万人左右，劳动力供求关系因此发生明显变化，使得我国过去十年劳动力成本年均提高约12%左右，不少劳动力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因此退出或转移到劳动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产能溢出效应十分明显。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也开始下降，由过去10年年均增长9%左右下降到过去5年年均增长5%左右。从技术进步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看，也存在下降趋势。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表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由2008年前30年的年均6.24%下降为2008年后的年均3.18%。

（二）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趋势

从供给侧部门模型看，GDP是由各部门国内生产增加值加总构成的。各部门增加值的增速及其权重共同决定了GDP的增速。

从不同产业门类变动看，由于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并未真正实现市场出清，制造业传统部门和农业生产增速会比较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在制造业众多门类中，过去五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年均增速的只有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和通信类电子产品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和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

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速在2019年开始出现负增长，新冠疫情的影响使不少汽车企业陷入亏损困境，且可能持续数年。

与互联网、大数据等创新应用相关的新兴部门或新经济部门增速相对较高，甚至超过两位数增速，但由于对传统模式具有替代效应，未必会产生对整体行业增速的实质性提升。

比如，网上零售过去五年虽然年均增速达到30%左右，但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速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从10%左右下降到了8%左右。

服务业增速高于制造业和农业增速，特别是服务业中文化娱乐、信息服务、体育健康等部门增加值增速超过两位数，增长的收入弹性很高，具有持续稳定的扩张性，这与居民消费结构中服务消费比重提高的升级趋势是一致的。

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过去五年的年均增速超过了18%。

（三）从需求侧宏观模型看趋势

GDP=C+I+（X-M），其中C为消费，I为投资，X为出口，M为进口。这说明支撑GDP增速的是所谓“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速。

从目前态势看，我国国内消费增速逐年下降，已经由过去10%以上两位数增长下降到8%左右的个位数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高点期30%左右的增速，下降至如今6%左右的增速。

由于投资收益总体上趋于下降，市场投资增速难以出现新动力；净出口因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环境、贸易条件恶化，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出口恐难有大的增长作为。

国内制造业景气的逐渐收缩会逐步蔓延至服务领域，从而导致就业增速的转弱，失业人数可能会有所增加，会使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并进而使居民消费变得更加谨慎保守。因此，未来支撑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似乎也在进入弱化的通道。

总体结论：综合上述多重因素及其变动趋势得出的基本推论是，即便是假定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保持稳定，未来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

如果我们假定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速基本稳定，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变动趋势，未来5～10年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会下降至5%左右。因此，研究设定“十四五”增长预期目标，可能不得不将预期增长目标，确定在相比十三五规划目标而言更低的增长区间。

从过去的经验看，国家五年规划预期增长目标的选择，对各省区市设定各自的五年规划预期目标具有重大导向性影响。

出于稳定信心而确定过高的预期增长目标，一般会使各级地方规划预期目标跟随性加码提高，最终会导致因整体目标过高在实施过程中采取不必要的刺激性政策，产生杠杆攀升、违约增多、产能过剩、泡沫加大等副产品，最终会影响增长的质量和可持续性。

三、稳定经济增速的主要出路和举措

既然未来潜在增长率已经落入5%左右的区间，如何更好稳定并延长经济增长平台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政策和改革重点。

从目前的基础条件看，由于要素条件的改善并不容易，必须花更大力气采取措施，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进而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来推动并稳定增长速度。

实际上，我们仍有较大空间通过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全方位创新，来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长时间的经济稳定增长，并通过更有效的创新激励，缓解因要素红利逐步减弱、外部环境更加恶化导致的降速压力，持续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一）以全方位创新为核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的发展主线，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五年内完成历史使命，需要在“十四五”期间继续深入推进，核心是推进全方位创新。

1. 努力稳定并改善劳动力供求关系

化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的主要做法包括：

一是延长退休年龄至65岁。这是很多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减轻社保支出压力的通行做法，我国也到了采取类似做法的时候。

二是让进城农民工和城市间流动就业人口落户。我国有2.7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类城市就业，近1亿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城镇人口，他们大多数人没有就业所在地户口，农业转移人口一般在男50、女40左右就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并逐渐退出劳动力队伍，如果能让这批人获得就业所在地户口，一般能延长劳动年限5-10年，可以有效增加各类城市的劳动力供给。（未完）

编辑｜李佳琪

本文摘选自《科技与金融》杂志202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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