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蔚来汽车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股价跌破1美元退市警戒线，全年亏损超过110亿元。合肥国资在进行详尽的产业链评估后认为，蔚来的三电技术储备和用户服务体系具有真实价值，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未来确定性极高。2020年4月，合肥国资通过合肥建投出资70亿元人民币，以可转换债券加股权投资的结构性方式驰援蔚来，这结构设计既通过可转债的类债权属性获得了下行保护，又通过转股机制保留了上行空间。同时，协议中设置了严格的对赌条款和回购权，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国有资产的基本安全。此后，蔚来2022年3月以介绍方式赴港上市，合肥国资逐步减持所持股份。据公开信息推算，合肥国资在蔚来这一笔投资上的内部收益率（IRR）超过300%，净收益超过200亿元。更为重要的是，蔚来的落户使得合肥迅速形成了覆盖整车、三电、智能驾驶、充换电设施的全产业链新能源汽车生态。

长鑫存储是中国大陆唯一实现DRAM量产的企业。自投资长鑫存储以来，安徽省和合肥市国资累计注资超过500亿元，全程承担项目前期工艺研发、产线建设、良率爬坡阶段连续多年巨额亏损的资本压力。历经八年技术攻坚、国产化供应链适配，叠加2025年下半年全球AI算力爆发、存储芯片行业周期上行，长鑫科技经营基本面实现根本性反转，2025年全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8.75亿元，结束了连续多年的亏损局面。2025年12月30日长鑫科技获上交所科创板IPO受理，拟募资295亿元全部用于先进制程研发、DRAM产线升级扩产。

合肥模式的成功不能简单归因于产业“赌”对了，其背后的制度逻辑才是可借鉴的核心。一是深度的产业研究支撑，合肥国资每一次重大决断都经过了长达数月的产业链尽调和专家论证，绝非拍脑袋式的豪赌。二是有序的进退流转，对于京东方、蔚来等具有明确退出窗口的企业，合肥国资建立了清晰的减持时间表和市值目标，避免因贪恋收益而“坐过山车”，充分体现了国资的使命是支持产业发展和实现国有资本循环，而不是与市场投资者进行股价博弈；同时，对于部分战略领域投资，在考虑产业规律的基础上容许持续亏损，真正做到“耐心资本”。三是专业化运作，通过基金化、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创新，逐步降低政府直接干预，提升专业投资管理能力。

（二）深圳国资模式：市场导向的国资创投生态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创投”）成立于1999年，是国内最早由地方政府发起设立的创业投资机构之一。深创投自创立之初就确立了一套高度市场化的运作机制：在投决层面，建立了独立于政府行政指令的投资决策委员会，重大项目由投委会投票决定，政府不拥有一票否决权；在薪酬层面，对标市场化VC机构建立了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投资人员可以凭业绩获得奖金和跟投收益；在激励层面，推行强制跟投制度，核心投资人员必须个人出资跟投所负责的项目，真正实现利益绑定。从退出通道来看，深创投也已形成IPO退出、并购退出、S基金转让并行的多通道退出体系，是中国国有创投中退出效率最高的机构之一。

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高新投”）成立于1994年，是国内最早探索“投担联动”模式的国有科技金融平台。其核心逻辑是以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进入大量中小科技企业的金融服务通道，通过长期的担保业务积累深度的企业信用数据，在此基础上精选优质企业开展股权投资。这种模式解决了投资机构缺乏足够的企业样本池来做投资筛选的困难。在担保产品层面，高新投创新性地推出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担保”“科技研发贷”等差异化产品，针对无抵押、轻资产的科技企业给出信用担保方案，其担保代偿率长期显著优于行业平均水平。在投资端，高新投累计投资科技企业超过400家，其中已有超过50家实现IPO。（未完，完整内容，请订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