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指南 |
从法国到中国，David BASSIR教授走过了从航空航天工程师、科技领事到高校教授的职业道路。十余年间，他亲历了粤港澳大湾区从制造业重镇与国际商贸门户，一步步崛起为全球瞩目的科技创新高地。扎根粤港澳大湾区16年，他早已深度融入这里，始终以严谨务实的态度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与结构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深耕。同时，他心系大湾区的长远发展，结合自身独特经历，为区域科创生态建设与国际人才集聚建言献策。
Q： 《科技与金融》
A： David BASSIR
Q：您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活已有16年，最初是怎样的契机让您来到大湾区？初来之时，这里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A：2007年，我受西北工业大学张卫红教授的引荐来到中国。在西安短暂停留的数月里，我收获了很好的体验，也由此萌生了长期在华发展的想法。2010年，我进入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工作，担任科技领事，负责统筹法国与中国华南地区的各项合作事务。
初到广东，我立刻感受到这片土地蓬勃的发展潜力，深圳、广州、珠海等城市的风貌让我倍感震撼。有两件往事令我记忆犹新：其一是当年的珠海航展，现场汇聚了众多航空航天领域的业内同仁，不少法国航空企业也积极参与其中，部分企业还深度参与了C919大型客机项目。也正是在那时，我笃定广东就是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理想之地，而大湾区后续的飞速发展也印证了我当初的判断。
其二是初见长安标致雪铁龙深圳基地时的模样：基地落地之初，工程师团队仅有十余人。十余年间，基地不断深耕发展，如今团队规模已壮大至数百人。一路走来，我亲眼见证粤港澳大湾区成长为极具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能在这里工作、成长，我倍感欣喜。
Q：您拥有航空航天工程师、科技领事、高校教授等多重职业经历，其中哪一段对您影响最深？
A：每段职业经历都让我收获良多，其中航空航天工程师的生涯对我影响最深远。航空航天领域极为重视创新，很多前沿理念在诞生之初难以被业界理解，却能引领行业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我曾参与多个航空航天项目的前期研发，最初也难以预判其长远价值，可当看到这些项目在十余年后圆满落地，内心满是自豪。
投身航空航天研发事业，既要立足长远布局前沿规划，也要对标年度考核完成阶段任务，激励着我始终保持奋进姿态，不断挑战自我。在和团队并肩奋斗的日子里，我愈发坚定一个信念：科学无国界，科研成果理应造福大众。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我的职业理想与行事初心，也一直指引着我如今的高校科研工作。
Q：您在中法两国学术界都拥有很高的声望，如果让您用三个关键词形容自己，您会选择哪三个词？为什么？
A：我会用勤奋、开明、坚韧来形容自己。这三种品质，无论是对达成个人目标、收获生活成就，还是深耕科研事业，都至关重要。首先，科研无捷径，唯有勤勉付出才能攻克难题，达成研究目标。其次，科技领域的新观点层出不穷，保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能博采众长，保持对科技创新的灵敏嗅觉。最后，科研绝非一时之功，单凭热忱与短期付出远远不够，必须以长久的坚守与韧劲持续探索。
Q：您的研究领域涵盖数字孪生、人工智能、结构智能监测等前沿领域，请向我们介绍您的研究，它将如何影响大众生活？
A：我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将数字孪生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开展结构智能监测，主要用于预判各类大型基础设施可能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基础设施的日常养护，是延长其使用年限、保障运行安全的重中之重。在欧美，部分桥梁等基础设施因建成年代久远、运维不足，曾发生不少坍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而中国历经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如今部分设施逐渐步入老化阶段，开展常态化安全监测、防控安全风险就尤为关键。
以桥梁为例，截至2024年底，中国公路桥梁总量突破11万座，其中特大桥、大桥共20余万座，大量桥梁均被纳入重点监测范畴，部分长大桥梁已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测。传统人工检修方式往往需要临时封闭交通，不仅耗时耗力、运维成本高昂，也会给民众出行带来诸多不便。我们研发的结构智能监测技术系统，能够在不影响交通通行的前提下，高效完成安全监测与隐患排查，有效防范坍塌等恶性事故。该技术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除桥梁外，公路、建筑物、核电设施等各类大型基础设施，都可运用这套系统开展智能监测。
这项结构优化技术最早起源于航空航天领域，我们将其引入并结合数字孪生等技术完成升级，推广应用到土木工程领域。我们希望搭建先进技术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全生命周期实时在线监测，借助深度学习完成智能研判与自主决策。
Q：您的研究成果有哪些已落地应用？您认为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A：目前，我们的技术已实现小范围落地应用，航空航天领域的结构优化项目尤其具有代表性。
此前，航空航天业的一个大型工业项目急需兼具轻量化和高安全性的复合材料，我和团队运用结构优化技术，成功交付了一套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通过集成嵌入式传感器，我们构建了一个可进行实时监测和控制的数字模型。
在我看来，信任壁垒与产学研衔接不畅是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的最大难点。中法两国在产学研协作模式上差异显著：中国的产业界与学术界联系紧密，不少从业者出自高校，始终与母校、导师保持沟通，为成果转化搭建了天然桥梁。而法国大型企业较少与科研人员开展一对一合作，毕业生与导师也少有往来，产学研联动整体偏弱。
作为外籍科研人员，我们在中国推进成果转化，还面临行业对接渠道有限、语言沟通存在壁垒等难题，难以兼顾科研攻关与专利推广。这就需要一批精通中英双语、熟悉本地产业的专业人才对接企业、推介专利技术。在法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会为科研团队配置专职人员，统一负责专利运营、商务对接等工作，这套机制值得参考。中国的许多高校虽设有成果转化办公室、技术转移中心等机构，但这类校内部门在专业服务能力、涉外对接效率上仍有提升空间。
Q：结合产学研合作现状，您认为中法两国在科研发展理念与实践落地层面存在哪些异同？
A：首先，中法两国的产学研合作项目均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只是在申报和项目实施过程方面有一定差异。例如，法国国家研究署（ANR）的“企业协同研究项目”（PRCE）硬性要求至少一家公共科研机构或高校与至少一家法国企业联合申报，企业需投入自有研发资金参与项目，双方共担任务、风险与成果。中国方面，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为例，该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企业联合出资，围绕产业需求开放竞争，强制要求科研机构与出资企业联合申报。而同体系的民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也鼓励校企合作申报，但不作强制要求。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6年6月刊
文丨靳松 采编丨张孟月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