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建跃

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

采访、文｜李慧 图｜由受访者提供

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耿建跃和团队在7年多以来，克服文化背景不同、国内外体制差异等一个又一个“障碍”，搭建中以生物医药技术合作的“桥梁”，走出了一条国际科技合作的创新之路。

以色列被称为“创新的国度”，以其颠覆性技术闻名世界。广州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的国内首批四个开展中以合作的试点城市之一。在与以色列的国际科技合作中，广州正在探索以色列的“科创密码”，在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上寻求突破。

2015年，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签约（下称“中以基金”）设立。作为基金的董事总经理，耿建跃对《科技与金融》记者说，希望这个中方投资、以方运营的基金，不仅担当促进中以生物产业技术交流的连接者，更成为建立先进创新创业孵化器的推动者。

如何让以色列的创新经验、孵化管理模式为广州所用？今期，中以基金董事总经理耿建跃与《科技与金融》畅谈，他和团队如何参照以色列投资、孵化模式，让以色列技术在广州生物岛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资本

2019年，一家来自以色列的“独角兽”企业——阿尔法公司选择落户广州生物岛。这家企业最“酷炫”的产品莫过于深部脑刺激。这项技术通过在病人的大脑植入电极，从而产生电刺激，有助治疗患有神经和精神疾病（如帕金森病）的病人。此外，阿尔法公司还开发了脑神经系统导航医疗设备，可帮助脑外科医生们在脑深度刺激过程中进行高精度手术。

除了拥有高科技产品外，阿尔法公司也相当“高冷”。这家于1993年诞生在拿撒勒的企业，仅用20多年便成为该领域的全球领先企业，而公司接受第一笔外部融资是来自中国广州的中以基金。

“为什么选择中国？为什么选择广州？为什么选择中以基金？”记者从耿建跃的口中找到了答案。

“虽然我在尽调时发现，这是一家家族企业，公司成立至今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的投资，也拒绝外部对他们的投资。中以基金是他们第一次接受第三方的投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多次和阿尔法公司详细介绍了中国市场的应用前景以及中国市场对这项技术的需求后，他们最终决定接受我们的投资，并选择来到广州落地。”耿建跃说。

他向记者介绍，阿尔法公司在广州筹建了“国际脑科创新中心”，并部署了一个9人团队，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与中国的技术团队共同研发出术后管理的解决方案并将这项技术输出到国外。

为什么选择投资阿尔法公司？“我认为创新没有热点。如果有热点，那就不是创新。因此中以基金的投资逻辑从来不追赶热点，我们追求的是以解决社会需求为出发点的创新。”

耿建跃忆述，当时他和团队多次与项目团队沟通并到当地医院调研，发现阿尔法公司的脑神经系统导航技术在美国、欧洲等地的使用非常广泛，但在中国并不常见，因此他们决定将这个项目引入广州。

“我们希望通过引入阿尔法公司，能够将全球范围内的神经科学家和神经外科医生资源带到中国，与广州现有的医疗优势资源结合，开展院企合作、医疗培训、创新研发等业务。”他说。

如今，中以基金经过近7年的发展，已向12个项目注资，涵盖骨科、眼科、智慧医疗、医美等领域，合计约3.8亿元，其中有两个项目，分别是盈美特的母公司和以美创新的母公司已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孵化

2017年底，在广州开发区支持下，由中以联合团队、生物岛公司成立的中以生物产业孵化基地（下称“中以基地”）正式运营。这是一个广州借鉴以色列产业孵化管理经验建设的新型孵化器，重点发展生物医药产业。

耿建跃同时担任中以基地的董事长，他向记者介绍，中以基地沿用的是以色列的孵化模式，即政府投入资金占比80%，而社会资本占比20%。根据广州开发区出台相关政策办法，生物产业相关创新技术经过评审后可获200万元或300万元人民币扶持，中以基地需要帮助项目引入40万元或60万元的社会资本。

“总而言之，这种以色列模式的目的是鼓励社会资本不断进入到项目中，因为政府已经承担了80%的风险。”据耿建跃介绍，目前中以基地一共入驻了17家企业，一半是国外的项目，主要来自以色列、英国、加拿大等国，另外一半是国内的项目。

“我们希望依托基地专业化平台，将以色列方的技术、人才优势与中方的资本、市场和产业化资源优势进行要素重组。”至于如何选择入驻项目？耿建跃和团队具体的做法是，“我们团队选择这些项目的标准只有三个：技术创新性、公众的需求紧迫性和普遍性，以及创新团队对的专业性。我们不太关心风险，市场机会和估值等因素。只要符合这些条件，我们就批准他们加入。”

未来，耿建跃希望从两方面进一步推动中以基地的创新孵化，一方面是提高政府的投资额度，“目前我们参照的以色列2020年以前的额度，为200万至300万，现在以色列政府的投资已经提高至500万，我们希望广州政府的投入 能进一步加大。”

另一方面是通过投资接力的模式推动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生物产业的研发中，“例如对于一款治疗老年痴呆的新药，我们根据在临床试验中对不同阶段的临床优势进行概念验证，邀请投资人投资临床一期，倘若成功，我们再根据新的估值，引入新的投资投入到下一期的临床试验中。”

“我们希望在项目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资金和资本覆盖。如果资本只是集中在上市之前，这不利于早期创新。虽然大家都愿意跑冲刺的最后一棒，但在前期阶段得有人把接力棒传到最后。所以我们正在想方设法连接国内知名企业和投资基金，与我们一起做接力。”

艺术

“投资和孵化是一种艺术。”视频连线另一端的耿建跃如是说。这是一个令人感到新奇的说法。自信、健谈、真诚且极具感染力，是我们对耿建跃的第一印象。

“所谓的艺术，就是投资人个人独特的对项目的敏感度和判断能力，以及投资人与创业者的‘惺惺相惜’。”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在早期投资中，投资人能依据的数据非常少，很多初创企业，没有专业的财会人员，也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最后的投资决定主要凭借投资人对创始团队的理解和对企业技术的信任。与此同时，在投资人与创始团队沟通的过程中，投资人也会和创新团队产生一种艺术反应。我们孵化器投入的资本不多，为什么很多优秀的项目愿意入驻，接受我们的投资，更多的是出于对投资人的信任。这也是我对早期投资项目感兴趣的原因。”

耿建跃续说，“我们对所投项目的参与度很深，但我们决不强迫创新团队做什么。因为创业者，尤其在企业发展初期，最怕没有得到指点，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再去做决定。但我们不能遏制创新团队对发展的追求，我把过去的经验告诉他，倘若他坚持己见，这也可以视为一种创新，因为他通过自身的努力打破成见。我们需要记住一点，不要以为投资者能够指导任何企业在商务上、运营上的事情。因此，我始终认为，除了投资外，创业指导也是一种艺术。”

谈到创新创业，往往离不开资本。作为一名资深投资人，耿建跃对于创新和资本的关系有自己的一番解读。“在创新中，资本是一个能够调动资源的媒介，但绝对不能起主导作用。政府应该设计政策和机制来降低金融在创新领域的主导作用。”

因为他认为金融市场是为了解决流动、风险和效益而产生的，是为产业服务的工具。但是现在金融往往成为创业孵化的主导，实际上造成了更加不利于流动、风险和效益的状况。

“政府的角色是引导创新的方向，而不是决定创新的方向。总而言之。创新不是由政府来做主导，也不是由金融来做主导，而是由社会需求做主导。”耿建跃最后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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