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理工大学创新及科技发展总监刘乐庭博士认为，香港政府的科技人才入境计划的可行性取决于薪酬成本，因此他建议与其投入高成本引进专才入港，香港可积极考虑到大湾区城市建立分支研究机构。
采访︱李莹亮、李慧 文︱李莹亮
【7月专题策划】
育才、优才、引才，香港打响科技创新“人才争夺战”
《科技与金融》对话
香港理工大学创新及科技发展总监
应用生物及化学科学系客座教授
刘乐庭 博士（Dr.Terence L.T. Lau）
Q：您如何评价香港的创新能力？它有哪些优势和挑战？
Lau：香港是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国际化城市，也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之一，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低税率、开放的营商环境，良好的专业服务和保护知识产权，高效能的交通系统也促进了全球区域间的互动。我们顶尖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具有全球视野的优秀人才，广于接纳新想法、新意念；这些都是为香港发展成为创新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政府在创新和技术发展方面也不断提升资金的投放和政策支持。
当前的营商环境下投资者只重视短期的投资回报，缺乏本地主要技术的投资者。故此技术门槛较低的科技（以应用程式开发为例）较易得到投资者的支持；而规模较大的技术项目便往往要从外面寻找支持和合作。同时社会上亦需要投入很大的努力来培育和构建一个扶助科学发展和创新技术的环境、给予承诺，摆脱偏向重视传统支柱产业的局面。
Q：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美国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共同发布的《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中，香港综合排名为16位，但同时创新效率仅排名73位，您认为创新投入与产出存在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Lau：首先，《全球创新指数》的排名是基于政治环境、教育、基础设施和商业发展成熟程度等做出的评价。香港拥有优秀的教育资源和世界级的基础设施，有利于推动创新。然而，我们缺乏对技术转化的重视。政府、学术界和产业界需共同为加强科学和创新发展，提供全面的政策规划和支持，将我们的一流创新技术成功转化至市场作实际应用。
第二，商业成熟度也是主要因素之一，香港急切需要将商业基础多元化，并为从事科技的初创企业提供更多支持，协助他们提升水平和规模。
有见及此，香港理工大学已着手加强在转化研究方面的发展和优势，建立不少推动转化研究的合作平台。例如理大与重庆市巴南区政府共建“重庆市巴南区—香港理工大学转化医学中心”，结合双方的临床与科研的优势，深化转化医学国际合作及与企业接轨；亦与美国及大湾区学府及研究所构建第一个美中粤港澳大湾区生物科技和转化医学国际合作平台；以及与顶尖欧洲研究所设立“理大–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生命科学及工程科研发展平台”。这些将能促进与内地及国际交流，以彼此优势加速将创新技术应用于市场。
理大–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生命科学及工程科研合作平台
Q：作为一所理工科为主的高校，香港理工大学如何鼓励和支持STEM学生在科技领域就业？
Lau：我们非常重视STEM教育，例如近年香港理工大增设了航空工程跨领域学部（Interdisciplinary Division of Aeronautical and Aviation Engineering），提高学生的兴趣和专业知识，推动科学学科的持久发展、学生和行业的竞争力；理大工业中心亦推出以科技为基础的服务学习（Service Learning）学科；更为中学安排STEM工作坊为师生提供有效和互动的STEM教育。
为鼓励STEM学科学生在本领域的就业，我们增加了相关的就业发展指导。如增强香港与内地高校的交流，为香港STEM学生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理大工程学院的航空工程跨领域学部，通过与法国空中巴士Airbus合作，为学生提供在Airbus在北京和天津的就业机会。
我认为，除了为学生开启了STEM相关的就业机会，我们也可以从教育中启发中小学生，多分享科学和创新如何为世界带来重大的发展、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等事例；通过各种渠道向公众加强科学的社会教育。培养STEM学科兴趣应该是一种长期的社会教育，而不是单靠大学就可以促成的，需要政、产、学、研各方一起，从上至下创造培育的环境、文化、专业知识，支持和就业发展机会。
Q：香港理工大学在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上，具体采取哪些方式？
Lau：理大长期与业界合作，为培育学生创业精神而提供相关支持和教育，包括“理大微型基金计划”（PolyU Micro Fund Scheme）培育学生的创业思维，以资助让他们用于执行获审批的业务计划。透过实践，培养年轻学生和毕业生成为对社会有承担的领袖和企业家。“理大科技领航基金计划”（PolyU Tech Launchpad Fund Scheme）旨在帮助由香港理工大学成员所创立的初创科技企业，加快其在起步阶段的发展。
除了这些现有的计划之外，我们需要对教授和研究人员提供培训和加强支持、鼓励创业精神以助他们实现更多具有高影响力和规模的科研。以生物科技和药物为例，需要科研人员参与药物转化至应用、商业化的过程。大学具有这类的专才，可让年轻科研人员参与其中。理大现时亦正努力于建立促进本港与内地以至全球技术发展和合作研究的政、产、学、研交流平台。
此外，我们鼓励和推动学者、教授参与创新创业，例如通过制定评估机制，鼓励学者 开展技术转移和创业活动（performance index for KT）。学校可设立专门的机构及人员，帮助学者、教授开展前期协调工作，例如提供初始资金、撰写商业计划书、协调商业合作会议等；同时，借助与行业机构的合作，将已经开展的科研项目进一步孵化。例如阿里巴巴在即将成立的香港AI研究院，邀请了两位理大教授担任学界顾问，协助推动香港地区AI产业生态的建立和发展。
Q：您刚才提到鼓励高校教授参与创业，但据了解，香港的高校教师对于下游领域知识及技术转移方面的具体实施兴趣不大，是因为缺乏激励机制吗？
Lau：说到这里，不妨以美国的例子与香港作对比分析。香港高等院校以政府资助的公立大学为主，对于收益管理有着一系列严格的条例监管，科研成果的转化收益不能直接归于教师。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以私立大学为主的美国高校，美国的高校教师每年度只领9个月薪金，而且科研成果的转化收益通常能直接到达教师手中，他们对于商业与市场的态度自然明显更开放。
因此，在香港的科研产业环境下，很多高校教师对技术转移的工作兴趣不大，因为其过程繁琐，工作周期长，短时间内又无法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而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他们身上肩负着各种各样的教研任务，担子本来就已经挺重的。而科研成果的转化、发展并转移至最终可被社会广泛应用，从来就不是一件自然而然能发生的事情。这当中需要完成的工作非常多，得耗费大量心思。因此，高校教师并不一定有足够的兴趣、知识或精力去完成如此浩瀚的一项工作。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的香港高校教师没有太多接触市场的经历，商业化的知识较为贫乏。相反，美国高校教师由于有更多机会去接触市场，对行情把握往往更准确，也更懂得如何去讲解、推销自己的商业方案。
总的来说，在知识、技术转移方面，我认为目前的激励机制后劲不足。除了不断鼓励外，应该出台实实在在的措施或方案，帮助教师顺利完成科研成果的转化。在美国的不少技术公司里，产品的核心研发者常常仅担任企业技术顾问或首席技术官，一般情况下很少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与日常行政中。当一项新技术被研发出来，企业里有专门的团队马上与研发者对接，然后跟进这项技术的后续发展、落地。这样的运作模式其实给我们在高校知识、技术产业转移的工作实践中带来不少启示。
如今“创业创新”、“全民创业”的风头吹得正劲，我认为这件事不能一窝蜂去做。若全部的高校教师或毕业生全都投身到创业大潮中，万一全军覆没该怎么办？在我看来，推动创新需从整体出发，要注重整体平衡。一个良性发展的生态系统，必然由多样化的元素构成。世界因多样化而精彩。因此，我们应该尊重每位科研人员及学生在不同学科上的潜能，而不是盲目的将他们推向技术或创新的大潮中。
Q：在香港，高校教师的科研成果，其知识产权是归教师个人，还是归学校所有？
Lau：研发成果的知识产权是归学校所有的。在这方面，我认为香港理工大学有着相当不错的政策。具体是这样的：学校首先对所有提交上来的科研成果进行评估。对于当中被认定为潜在价值较大的成果，学校将调拨专项经费为其申请专利，并在项目后续推进的全过程中提供资源援助。至于其他没有被选上的，仍可由研发者个人去申请专利，继续以个人资金支持整个项目的推进。与此相比，有些高校的做法是相对极端的。比如说，对于那些不获学校评估认可的项目，学校固然不会拨款为其申请专利，同时还禁止研发者以个人名义及资金去申请。因此，香港理工大学的相关政策安排还是比较合理的。
根据上述提到的两种不同情况，当科研成果日后转化成收益，学校将与研发者按照不同比例进行分成。简单来说，由学校经费申请到专利的成果，学校所占分成的比例会高一些。反之，若是由个人出资申请的，则个人所占分成的比例会高些。关于收益分成的形式、方法等细则，学校都有条款列明。但不管如何，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最终归学校全权所有。
Q：科研成果转化的收益是如何分配的？学校与教师的收益分配大概各占多少呢？
Lau：大概是7：3的比例。由学校拨款申请专利的成果，其收益分配是学校占七成，研发者占三成。以个人资金申请的，个人占七成收益，学校占其余三成。也就是说，科研成果的收益不能完全归科研人员所有，因为科研人员在公立院校从事项目研究工作，都有经过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支持的局面。
“比起投入高成本引进专才到香港发展，香港可以考虑到深圳及内地其它城市建立分支研究机构的可能性”。
Q：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去年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将香港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由原先的0.7%提高至1.5%。请问研发资金将投入到哪些部门以及如何使用？
Lau：就开拓香港多元经济，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财政司司长表示会预留额外500亿元支持香港创新科技的发展，聚焦在生物科技、人工智能、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四大范畴。重点措施包括预留200亿元用于落马洲河套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注资100亿元于创新及科技基金，继续支持应用研发；预留100亿元支持建设医疗科技创新平台和人工智能及机械人科技创新平台，吸引世界顶尖的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来港、拨款100亿元提升科学园设施，加强支持园内的公司；向创意智优计划注资10亿元，培训青年人和扶助初创企业等。
毋庸讳言，香港邻近地区如深圳、广州等城市，在发展创新项目、引入科技人才计划方面大量投入资源，香港政府还需要继续增加科研方面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
Q：今年5月香港政府推出新的引才计划，即“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提出科学园、数码港中的相关科技企业，可以根据相关规定申请输入海外及内地科研人才。香港科技人才是否出现了相当紧缺的情况？
Lau：香港本地科技人才的短缺，可从选择STEM学科中反映出来。据政府统计处2017年数字显示，“按学科类别划分的修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的学生数目”中，选取STEM学科的学生比非STEM学科的稍低；而且这些学科毕业生亦未必会从事科学的相关职业。加上香港创新创业文化还未成气候，科技专才亦会倾向选择稳定的国际化公司，而非需要投资长时间发展个人创业或加入年青的科创公司。
如今全球均对科技人才渴求，不惜以优厚的计划争夺人才，如深圳的“孔雀计划”等。香港的人才吸引政策力度相对不足，面对在资助金额、房屋问题（高房价）等阻碍人才长期留在香港的重要因素，我们欢迎政府推出更多吸纳人才方案，以吸引海外以至留住本地人才。
科技人才引进计划将允许科技人员留在香港工作，与内地其他城市相比，香港可以提供不同的体验，基础设施完善和多元文化的环境外，我们可以为许多希望在内地开展业务的海外企业和研究机构提供一个窗口，在港工作亦能接触全球前沿技术的发展机会，提供更多与海外知名机构合作的机会。
Q：与普通的人才入境计划相比，新计划的门槛似乎相对较高。您觉得对于企业来说，这样的新计划吸引力够不够呢？
Lau：需要由企业申请并提交证明的这一块，我认为问题并不大。科技企业要符合申请条件，一般来说不会特别困难。
“科技人才入境”计划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影响企业参与积极度的关键，我认为在于实际操作中薪酬成本的问题。这是企业不得不考虑的因素，特别是香港的生活成本、尤其是房价租金非常高昂，若企业开出的薪酬不足以支持专才来港后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他们根本难以在香港社会生存。而一旦薪酬投入过高，企业往往又难以接受。尽管如此，我认为“科技人才入境”计划对于内地人才引进还是起着积极作用。在这样的政策条例下，内地毕业生或专家来港工作将容易一些。
比起投入高成本引进专才到香港发展，香港可以考虑到深圳及内地其它城市建立分支研究机构的可能性。尤其是随着内地交通网络的日益完善，我认为这是更切实可行的方案。就如美国纽约，也并非所有企业都集中在楼价高昂的曼哈顿中心，也有不少机构设立在新泽西或纽约其他周边城市。如今深圳、东莞的地价也愈渐见涨，我会将更多关注放在番禺、江门、珠海、中山等城市，密切留意这些地方的配套条件及发展动态。
Q：您是指到粤港澳大湾区里其他成本稍低的城市设立分公司？
Lau：这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粤港澳大湾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概念，区域内的城市群未来将实施大融合式发展。因此，眼光不应该仅停留在香港、广州、深圳这些商业发展成熟的大城市。尤其是在当今城市人口愈加密集，地价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大湾区内一些深具发展潜力的周边城市，也是值得关注的。
Q：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中非常强调区内11个城市间的协调合作，您认为大湾区内人才流动能够满足香港科技人才的需求吗？
Lau：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的协调合作，能够充分利用该区每个城市的独有创新文化和优势，促进更好更有效的技术交流。香港作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有着全球视野、良好沟通能力、专业和成熟的营商环境、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人才汇聚等优势。另一方面，大湾区合作将会为香港带来更多就业发展机遇，吸引更多海外专才前来。
举个例子，近期理大就牵头联同粤港澳大湾区内院校包括中山大学、深圳大学、澳门 科技大学组织合作联盟，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以及美国罗斯维尔帕克癌症研究所达成合作意向，共同构建区内首个生物科技和转化医学合作研究平台。此合作将能汇集各方的专业和网络，促进更多创新生物科技的应用研究，将在癌症新药、基因组学、转化医学以及其他与生物科技相关的领域带来更多创新科技，合作伙伴能利用他们对国家监管机构审批程序的了解，将创新科技更快地转化至应用层面。我们将来亦以此合作模式套用在其他技术范畴上。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生物科技和转化医学
国际合作平台
Q：在香港邻近深圳市边界的落马洲河套区，虽然多年前已酝酿规划建设重点科研基地，但港深两地协商多年至今却仍未落成。反观这些年深圳却早已一马当先，在前海等多个地区发展起创新科技园区。对此您有何看法？
Lau：我们经常开玩笑说，这就是“香港速度”与“深圳速度”的差别。香港发展有着自身难题，需要顾虑的因素比较多。特别是如今香港社会，出现了一些罔顾社会发展大局，为反对而反对的声音。所以，河套地区的发展是无法与深圳或者内地其他城市的建设速度相比的。
作为香港人，我们当然希望河套地区能尽快发展起来。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抓住内地发展的机遇，与时俱进。我们在大湾区里建立了第一个生物科技和转化医学合作平台，这正体现了我们融入国家发展的积极性。
“香港市场的资金虽多，但集中流向回报率高的房地产或金融产品投资板块。与之相比，科研项目的投资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高收益回报，往往不受投资者青睐”。
Q：如今国家科研经费可以过境使用，这对香港科技界影响大吗？
Lau：影响非常大。过去由于国家科研经费无法过境，我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少实际问题：第一，在香港境内缺乏经费聘请科研人员；第二，做研究所需的仪器都在香港，又难以运输到内地，影响工作开展；第三，科研人员不一定能经常来往两地，非常不便。之前香港大部分院校都在深圳设立分点，其中很大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为了能顺利获得资金完成一些科研项目。
如今国家科研经费能够自由过境来港，这大大提高了我们的科研成效。有了经费，我们可以在香港聘请来自各地的专才进入团队。一切仪器、设备也是准备就绪，科研人员也可以马上投入到工作中。这一政策对于香港乃至全中国的影响都很大，它将两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凝聚起来。
Q：除了科研拨款外，香港高校是否希望一些内地的风险投资进入到高校科研领域里呢？
Lau：一般来说，香港的风险投资是比较少投到科研领域的。有较大商业前景的项目，往往才是风险资本青睐的对象。当然，风险投资会充分审视各种机会。如果有较为成熟的科研项目商业化，投资者应该也会感兴趣。
关于过往香港投资方面的相关行情，我想大家都是有所听闻的。香港市场的资金虽多，但集中流向回报率高的房地产或金融产品投资板块。与之相比，科研项目的投资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高收益回报，往往不受投资者青睐。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难以控制资本的逐利性。
内地对科技项目的投资，不管是VC还是PE，或是天使基金，也会比香港多，而且更多样化。这些投资会到各地考察，挑选出最好的项目。当然，与诸如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之类的国家主权基金相比，私募基金的限制会更少。我认为，不管在香港、广东省还是大湾区，只要投资环境能培养出来，有好的项目能做得出来，资金自然会被吸引过去的。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2018年7月刊，如需转载请与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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