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大教授白立邦：香港需要乔布斯、马云这样的科技创业榜样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副教授白立邦博士（Dr. Naubahar Sharif）认为，香港高校培养科技创业人才不能单靠大学的创业课程，鼓励创业更需年轻人有发自内心的企业家精神。
采访︱李莹亮、李慧 文︱李莹亮
【7月专题策划】
育才、优才、引才，香港打响科技创新“人才争夺战”
之
《科技与金融》对话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学部副教授
白立邦 博士（Dr. Naubahar Sharif）
Q：如果我们用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来衡量香港的创新能力的话，那么香港是远远落后于深圳甚至内地一些大城市的。您认为这种情况对香港经济造成了什么影响？
Sharif：香港经济集中在四大支柱产业上，这对香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香港必须增加研发开支，并不是说将香港打造成下一个硅谷，甚至让香港超越深圳、中关村，而是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就像过去的亚洲金融危机或是全球金融海啸，由于经济基础狭窄，香港经济必然遭受重创。 有鉴于此，我建议创新和科技可以成为香港经济的下一个重要的产业支柱，并非超越或取代金融服务，而是“多一条腿走路”，利用科创来实现香港经济基础的多元化，而不必一味专注于金融服务，将自身经济暴露在风险当中。 Q：香港的大学有一流的研究人员和教授，然而STEM科目似乎对学生不太有吸引力，理工科学生入学率比商科要低，科技行业的就业偏低，您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Sharif：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香港的科技公司会告诉你，在本地招不到足够的人才；然后香港的大学毕业生会告诉你，找不到科技公司愿意聘请他们。所以当你试图理解这个问题时，它就变成了鸡和蛋的问题。与商业或者金融有关的科目，在香港确实比较受欢迎，反映了香港经济的特点，也就是说香港经济过分依赖其支柱产业——金融、服务、物流和旅游四大行业，导致了学生自然而然地希望找一门能够找到工作的学科来读。 我们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我认为美国有像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史蒂夫乔布斯，中国也有像微信的马化腾、阿里巴巴的马云，这些都是科技创业的典型榜样，如果香港有像这些创始人可以作为榜样的话，将大大有助于让学生更积极地选择STEM科目。 Q：您认为香港的高校在培养创业人才上面，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Sharif：以香港科技大学为例，我们的商学院提供创业有关的课程，这是商学院和工程学院之间的联合项目，目的就是培养理工科学生利用科技来创业。因此，大学可以帮助营造一种氛围，让香港的年轻人开创自己的事业。不过我认为，关键还是要看香港的年轻人本身，他们是否有创业的愿望、动力和决心。大学不能让一个人成为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必须发自内心。他们必须有动力去开创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有观点认为大学不能教创业，创业研究是没有用的，因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火花，它是自我驱动的，无法从外界强加上去。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外部力量，比如说创业课程是有用的，但这还远远不够。因此我认为，大学资源和课程再好都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完全指望大学课程成为促进创业活动的唯一解决之道。所以单靠大学的创业课程并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真正的答案是大学教育与个人努力的结合。 Q：政府在这方面应该做些什么？ Sharif：在政府层面上，最重要的措施是努力促进创新和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打造如数码港和科学园等硬件设施。政府还需要配套“软件”，也就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鼓励学生多学习理工科目，培养更多的科技企业家。 一直以来，香港政府都采取“积极不干预”的施政理念，努力做到一视同仁。但是对于创新和科技，政府需要改变施政哲学，积极采取更具体切实、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帮助初创公司，积极扶持科技企业发展。因此，在推动创新科技方面，香港政府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积极干预的措施。 Q：香港科技人才短缺的原因是什么？ Sharif：在讨论香港科技人才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弄清楚是哪一种人才的短缺。香港缺乏的不仅仅是理工科专业的毕业生，还有拥有几年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我曾经跟数码港和科学园的雇主交流过，发现他们没有时间或者能力对毕业生进行培训，这些公司很多都是初创公司或者中小企业，无法为员工提供培训。问题就出在这里，虽然专业技能可以通过大学教育获得，但是了解产品、与顾客交谈、销售技巧、获得反馈信息等方面的知识，是教科书上学不到的，而初创科技企业正是缺乏这种有4-6年工作经验的理工专业人才，香港理工科毕业生很少有机会找到能提供这种经验的工作。 Q：您如何看待香港政府最近推出的“科技人才引进计划”？ Sharif：首先，我认为人才应该是流动的。香港地方小，本地人才非常有限，要克服地域和人才数量的限制，香港必须向全世界开放，接受来自海外的人才。香港过去有很多人才引进计划，尝试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和中国内地的人才来港工作。香港一直是一个广纳四方、几乎没有任何贸易壁垒的城市，但是目前的确存在科技人才不足的问题，所以人才引进的大方向是对的，因为香港对海外人才开放，才有可能为香港人创造更多宝贵的人才资源。 第二，我们应该关注人才引进积极的一面，而不是过于担心消极的一面。允许海外人才来港只会让香港更加富饶。回归以后，香港人一直很担心受到内地人才的挤压，因此引才计划引起了一些香港本地人的担忧，内地人士来港从事专业工作的门槛也被设置得比较高。比如说在新的“科技人才引进计划”中有条例规定，企业每雇用1名外地人士，必须保证同时雇用3名本地人士，我认为这应该是出于政治考量。 第三，我的研究发现，香港现有的一些人才引进计划的吸引力不足，只能说略有成效。引才计划的申请标准定得太高，如果原有的计划足够吸引人，政府就不需要提出新的计划。另外，这项新的“科技人才引进计划”专门为科技专业人才设立，能有效填补香港职位空缺，有几年工作经验的科技型人才，正是香港科技型初创企业最需要、且本地无法满足的人才类型。我唯一担心的是这项计划限制较大，包括申请门槛高、海外和本地人士1：3的雇用比例等。 Q：今年以来，内地多市纷纷打响“人才争夺战”，各地制定优惠政策来吸引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就业和定居。您认为香港对比内地有优势吗？ Sharif：这视乎香港是否有更有利人才引进的政策，政府在这方面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制定更宽松的政策来吸引海外人才来港，降低公司雇用海外人才与本地人才之间的比例等。 Q：最近香港科技界迎来了一个重大利好消息，科研资金终于实现“过河”，香港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向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直接申请项目经费。这个消息对香港科技界意味着什么？ Sharif：我不认为会完全改变游戏规则，但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在推动创新和科技的过程中，每一步都是重要的。香港的研究人员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和感激，因为今后香港可以获得更庞大的科研资金来源。香港政府的科研资金体量，是无法与中国内地相比的，毕竟香港只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两个经济体的规模和范围也完全不同。将内地资金拨给香港的科学家，让他们能够参与到内地大型的科学项目中，也让他们对自己在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更有信心。我相信香港研究人员以其国际化的视野和经验，申请国家项目经费时也将更具竞争力。 Q：实现科研资金“过河”以后，香港和内地能否进一步加强科技合作？ Sharif：以前香港和内地的合作机制中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申请香港的资金，在内地很难使用，反之亦然。现在这项新机制打破了这一壁垒，允许资金和设备在香港与内地之间流动，香港研究人员在如何使用资金以及在哪里进行研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问题因此得到了有效解决。 Q：您认为香港现在科技创新发展的现状存在什么问题？ Sharif：香港人对失败的容忍度太低，对于科技公司来说，他们无法保证投资回报率。在香港，人们没有形成一种观念，认为科技和创新是重要的。或许在一个贫穷的国家，解决民生问题比投入科研来得重要，但香港是一个富裕的城市，经济发达，每年都有财政盈余。我们应该对这种所谓的“失败”有更高的容忍度，因为香港有能力承受这种“失败”。 投资初创公司常常被人认为是“拿钱打水漂”，但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浪费，而是发展创科必须要缴的“学费”。即使在硅谷，创业公司成功率也只有一成左右，早期阶段的科技企业需要大量的支持。一个未成熟的创新体系需要大量的政府支持，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参与度可以下降，由民间资本和大企业接棒。中国现在正是处于这个过程，虽然政府对科创的参与度仍然很高，但可以看出已经在逐步下降，民间资本的活跃度慢慢上升。 香港经济繁荣，人均GDP很高，但创新生态系统却相当不成熟。事实上，曾经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的地区，除了香港之外，台湾、新加坡和韩国都已经开始大力促进创新和与创新，香港反而成了创新科技最落后的地方。一个经济体在发展其经济的同时，也应当发展创新生态系统。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在过去的15-20年里不断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加强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腾飞与创新科技的进步几乎是同步进行的。 香港必须开始发展创新科技，我们不能总是依赖过去的成功。有反对声音会问，香港以前从来没有发展创新科技，但几十年来繁荣稳定，为什么现在必须要发展创新科技呢？我认为，第一，过去香港经济的发展驱动力，在将来可能难以为继，无法继续维持竞争力。现在的香港是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并不表示香港能够继续保持其地位和优势；第二，我们要认识到创新和科技有助于香港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以创新和科技来创造一个更健康的经济结构。发展创新科技与发展金融业两者互不冲突。 Q：您刚才提到发展创新生态系统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大力支持，那么香港在这方面可以学习中国内地或者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吗？ Sharif：我认为香港不能照搬中国内地的模式和做法，因为内地与香港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但我认为有一点香港是可以向中国内地学习的，中国是众多发展中国家里面，最早开始关注和发展创新科技的国家之一，中国制定的“五年计划”非常有远见地在经济起步初期，就开始培育创新作为经济增长点。 发展创新科技的早期阶段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而香港政府“积极不干预”的理念导致政府比较弱势，这也是为什么创新科技难以在香港得到推广的一个重要原因。再譬如上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就发挥了非常强大的作用，尤其是二战前后，通过支持军队、NASA和国防部的研发，美国政府为科技发展提供大量的资金。 因此，香港的创新与科技发展需要政府采取更大胆的举措，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走出了大胆的一步，提出要在五5年内把研发开支从0.7%增加到1.5%。当然，政府要如何真正落实这项任务、兑现承诺，细节才是关键，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2018年7月刊，如需转载请与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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