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普惠理念深度融合的产物，对于破解农村金融排斥、激活乡村经济活力、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大意义。基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的宏观背景，在深入剖析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对乡村振兴作用机制及现实需求维度的基础上，提出数字普惠金融赋能乡村振兴机制与发展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农村金融的创新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引言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党和国家的“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对乡村振兴战略做出了最新部署，进一步强调了要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抓手，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深层次矛盾，重塑城乡关系，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社会运行的关键要素，不但是乡村振兴资金的核心保障，更是优化配置乡村资源、激发农村经济活力的重要依托。然而，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滞后、资金风险控制困难等问题，导致农业农村领域“金融排斥”现象频发，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所依托的多元化、多层次的资金保障需求。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及其工具凭借其科技的全面赋能优势，已成为重塑农村金融环境、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突破口。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现代信息技术与金融普惠理念深度融合的产物，特指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实现扩大金融服务范围、降低服务成本的目标，为农村居民、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等传统金融难以触达的弱势群体提供可负担、便捷的金融服务。世界银行和G20相关文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是传统普惠金融的升级版，能够借助技术手段突破地理、信息、成本和信任等壁垒，服务于传统金融排斥群体，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相较于传统普惠金融模式，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服务渠道数字化、风控模式智能化、产品设计场景化三大技术特征。在乡村振兴战略框架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弥补农村物理网点缺失，缓解“最后一公里”服务难题，摆脱农村金融供给困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大背景下，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扩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前金融创新的新业态，其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与保障机制得到了广泛重视，但数字普惠金融在农业农村具体场景下的推广与应用依然面临着“数字鸿沟”明显、技术适配性不足、政策协同困难等诸多挑战。因此，深入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的需求特征、赋能机制以及优化路径，对于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积极作用，赋能农业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营造健康、可持续的农村经济社会新业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作用于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作为当前农村金融服务发展的一种新型模式，能够通过金融服务成本优化、科学信用评估、增强金融素养和协调产业布局等方式，提升农业农村产业发展水平，从而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助力产业兴旺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是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的助推器。它能够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突破传统金融服务在时间与地域上的各类限制，为广大农民和农村产业提供成本更低、便捷性更强的金融服务，在显著降低金融机构服务经营成本，增强服务可及性的同时，还通过资金支持所带来的资金流、信息流和物资流的有效整合，推动农村产业上下游各链条的融合与衔接，使农业农村产业资金流通更加顺畅，促进产业兴旺。

（二）支撑生态宜居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主要基石和催化剂。农村发展的“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的必要条件是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和农民的文化素养，而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实施能够通过数字金融知识的普及培训和数字化、信息化设施的建设，有效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农民知识水平与数字技能，优化农村生产生活的“软硬件”环境，使广大农民客户能够更好地使用既有的知识技术能力和数字化金融工具进行生产经营和消费规划，推动乡村经济的发展，营造农村生态宜居。

（三）筑基生活富裕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生活富裕”的基础环节和主要着力点。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推进，能够有效地借助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技术，系统、科学分析广大农民客户的信用状况，精准评估风险水平，突破金融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金融服务供给壁垒，使农村融资更为顺畅，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产业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的资金需求，有效解决农民收入增长与生活水平改善滞后的问题，以特色化的金融服务撬动农业产业升级，使农民生活更加富裕。

乡村振兴下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需求的核心维度

（一）小额高频金融服务便利性需求激增

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向农村下沉，一方面，普通农户的金融需求呈现显著的小额、高频和便利化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2023年农村数字金融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农村地区移动支付交易笔数达年均89.6亿次，占全国总量的31.7%，但单笔金额中位数仅为43元。在农业信贷领域，这种小额高频需求特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农业农村部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23年第三季度，0.5万~5万元区间信贷需求的农户占比高达83.4%，其融资目标主要用于春耕备耕（37.2%）、子女教育（28.5%）和医疗应急（19.8%）等领域。

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广应用过程中，由于便利性接受度不同而引发的相关需求实现度代际差异显著。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末，农村地区累计开立个人银行结算账户高达48.7亿户，但60岁以上农户群体数字信贷使用率仅9.7%，究其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工具便利性不足，其所依托的各项信息技术所造成的数字鸿沟凸显。中国社科院2023年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仅在数字金融认证环节，就有高达62.3%的中老年农户因无法独立完成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流程放弃申请。由此可见，农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工具的便利性亟需提升。

（二）规模化、科技化的融资服务需求日益显著

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显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知识化、规模化的经营特点，使其已成为当前农村数字金融的高价值客户群体，相关融资服务需求增长也呈现出规模化、科技化的特征。农业农村部相关监测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9月，在全国405.3万家家庭农场中，61.2%的数字化融资需求集中在10万~50万元区间，较2020年提升23.4个百分点。就上述数字化融资服务目标而言，则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科技化特征，据统计，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中，用于采购智能农机设备（如无人播种机、遥感监测系统）占比为38.7%，投向冷链仓储数字化改造的资金占比为29.1%，用于部署农业物联网系统的融资占比为18.4%。然而，受制于传统金融风控模式和融资机制，当前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金融服务的深度、广度及灵活性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农业农村部2023年度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国粮食主产区家庭农村平均融资缺口率为54.3%，东北粮食主产区的家庭农场平均融资缺口率更是高达62.1%。在农产品加工领域，38.2%的企业存在订单融资需求，但数字供应链服务覆盖率仅为27.6%。而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的相关调查指出，2023年在所有涉农数字信贷产品的延期需求中，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延期需求占比高达57.8%，而仅有31.6%的数字信贷产品允许延期还款。因而，亟需扩大数字金融服务产品覆盖面与可及性，助力农村新质生产力发展。

（三）区域差异化金融需求的结构性矛盾凸显

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农村产业的融合所引发的面向生产经营、生活服务的数字融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和应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要大力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以满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农民生活改善的资金需求。然而，就需求分布而言，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需求地域梯度差异显著。

中国农业银行、蚂蚁财富的2023年度相关调查报告显示，浙江省数字理财用户年均增长39.7%，户均持有基金、保险等数字金融产品2.3个，东部县域数字金融服务已进入服务深化阶段。而在西部数字金融服务仍处于补足短板阶段，据统计，西藏农牧区基础账户覆盖率较全国低18.4个百分点，有相当数量的农牧民无法享受移动支付服务。因而亟需构建梯度化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因地制宜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推动乡村经济均衡发展。

（四）农村居民金融素养能力亟需提升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的最终对象是广大农村居民，而其服务接受度和使用效果则决定于广大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然而，受制于经济社会与教育条件，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相对较低，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和理解不足，缺乏基本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对新型数字金融工具与产品的接受能力还较弱，这种科技金融知识与素养能力储备不足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利用效率，增加了新型数字普惠性金融产品应用推广的难度，造成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文明建设融资缓慢，同时也容易导致金融诈骗等风险的发生，限制了数字普惠金融面向乡村振兴的赋能作用。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金融素养是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任务。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赋能机制优化的路径

（一）构建普惠型小额高频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

针对当前农业农村金融服务小额、便利和高频的需求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应进一步强化既有农村服务体系，形成“技术适配、服务下沉、场景嵌入”的三维数字金融服务机制，持续增强金融服务的便利性。

一要推出适老化、低门槛的金融工具，通过引入语音助手功能、增设亲属代操作权限等设计思路，进一步简化金融服务工具操作流程，优化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认证环节的交互设计；同时，借助农村基层服务站，推动构建“线上申请+线下辅助”的混合服务模式。

二要完善农村基础金融设施网络，加快移动支付终端、智能POS机等数字金融设备在基层村镇的应用推广，进一步整合既有村镇供销社、邮政网点等线下金融资源，构建“15分钟金融服务圈”，推动构建“村银共建”模式，实现小额存取、转账、缴费等基础数字金融服务本地化实施，有效覆盖偏远地区需求。

三要深化与农业产业链的协同，借助电商平台、供应链系统等新型数字化工具，推出符合农业生产周期特点的季节性、场景化数字普惠型金融产品，实现“贷款—采购—支付”闭环服务和灵活信贷方案，有效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二）创新科技化融资产品，服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进一步强化政府、金融机构、基层服务站的统筹协调力度，充分借助国家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加快构建“精准风控+供应链金融+风险分担”三位一体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模式，有效适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科技化融资需求。

一是构建数据驱动的风险控制机制，通过整合土地确权数据、农产品交易流水、物联网设备监测信息等多维数据源，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动态信用评估模型，可视化监测农业生产主体的经营状况，并将其转化为授信依据，减低信息不对称风险。

二是大力发展数字供应链金融，打通产业链资金堵点。积极推动“企业+技术”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以信息技术手段实现便捷、可追溯的账款融资服务，有效应对乡村产业发展的融资需求。

三是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担生态，形成“政府+保险+金融机构”联合风险补偿机制，因地制宜推出灵活高效的“保险+信贷”的金融产品，充分满足农业生产经营的多元需求，加速构建多方共担、灵活多样的金融保障体系。

（三）实施梯度化区域发展战略，破解结构性矛盾

充分借助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契机，强化东西部政策协同力度，实施“分类施策+资源倾斜+跨域协作”的差异化策略，破解东中西部数字金融发展不均衡问题。具体而言，在数字金融基础较好的东部县域，应进一步深化数字金融服务创新与生态构建，重点推动建设发展绿色金融、农村碳汇交易等高端金融业态，推出“碳汇质押贷款”等新型农村数字化金融衍生品，助力生态资源的融资资本转换。在金融基础较弱的中西部县域地区，应借助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进一步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与基础服务覆盖，推动中西部县域建设移动支付示范村和金融教育服务站，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金融服务模式，加快补齐金融基础短板。此外，还应加快构建东西部数字金融协作平台，推动东西部金融资源与经验的精准对接，鼓励东部金融机构通过技术输出、人才派驻等方式帮扶中西部地区，实现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均衡化发展。

（四）构建全链条教育体系，提升农村居民金融素养

加强村镇两级政府主导作用，设立专项资金推动构建“基础教育+场景培训+长效宣传”的立体化培育机制，从根本上破解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短板。

一是在职业院校、农民夜校课程中增设数字金融相关课程，推动金融知识纳入乡村教育体系，鼓励资助基层乡镇编写具有地域特色的农村数字金融知识手册，宣传普及各类金融应用与防诈骗技巧；

二是依托村级金融服务站点开展“数字金融体验区”建设，面向各类基层服务场景开展金融知识实操教学；

三是充分借助各类新型传播技术与激励机制，扩展数字金融知识的传播渠道与应用范围，打造数字金融知识推广应用正向循环新业态。

总之，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下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赋能机制优化，究其本质是一种数字金融服务在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双向适配过程。在实践中，这种优化的赋能机制不仅能有效满足乡村振兴中的多元化金融需求，更能有力推动金融资源与乡村产业、生态、文化的深度融合。由此可以预期，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所引发的政策协同、技术赋能与主体参与程度的不断强化，健康、可持续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生态系统必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注入更强劲的金融“活水”。

责任编辑 | 余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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