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多种优势产业，分别具有不同的智能制造水平，因此我很难给出一个普遍的评价。很明显，当地的电子工业是非常先进的，处于全球领先位置。以华为的新产品AITO电动SUV为例。我把它称之为“轮子上的电脑”：从动力系统到驾驶员、乘客的乘车体验均可谓是汽车行业的标准，其控制汽车的智能系统是基于华为在硬件和软件开发方面的研发经验。其中，软件方面尤其重要，华为一直在为其智能手机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现在正将其转移到新车上（注：该款汽车与另一家中国合作伙伴在广州生产）。 在您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中小企业实现工业 4.0的路径是什么? 我发现，中小企业越来越多地融入到技术和供应链中，因此他们正在成为更大的工业4.0概念的一部分。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粤港澳大湾区，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让制造业更加全球化。这是一场真正的新革命，人工智能将成为这场革命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像30年前，我们将计算机引入制造业一样。30年前，我们只是想把一台电脑和一台机器连接起来，而在今天，机器使用嵌入式人工智能进行开发，令设计、工程、制造升级的整个周期都不同，也变得更加复杂。我认为，中小企业可以尝试数字工厂与真实工厂并行发展，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孪生”。 您对广东省乃至中国的外籍人才引进政策有何评价与建议？ 我认为，引进国外人才是促进中外合作的良好途径，特别是引进学术和工业领域都有丰富经验的外国人才。就我个人而言，我在“银龄专家”项目投入的时间远远大于获得的金钱价值，希望能够促进与中国和瑞士两国人民的深入交流与合作，以达到双赢的局面。最初，当我向别人提及“银龄专家”项目时，每个人都说这是一件好事，称赞我为中瑞产业合作做贡献。虽然在与瑞士企业沟通时，我时常遇到困难。幸好我们这个行业向中国出口大量的技术、产品，不仅有钟表，还有机器，所以大部分人愿意与我、与转移中心合作。所以我认为“银龄专家”项目不仅要在中国范围内宣传，还应该在瑞士、欧洲推介，向外国人解释中国推出这个“银龄专家”项目是为了吸引来自瑞士、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因为我在工作中发现，不是每个外国人都非常了解“银龄专家”项目，所以我建议政府需要作出更多宣传，也许中国驻外大使馆可以做推介工作。 对于如何推动国际科技合作，您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哪些举措? 因为人才来自不同的研究领域，政府的政策也会有很大的不同。就我个人而言，我在中国的研究工作，更多地关注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减少能源浪费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国与欧盟和瑞士在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仍有差距。为了更好地匹配外国人才能力和中国对外国人才的期望，我建议开展联合研究，为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的各方参与者达到良好的共识。举个例子，几天前，我在“未来工厂”云论坛上发表演讲，并与清华大学的耿华教授进行交流。我了解到他正在研究智能电网及探索如何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分配整合到传统电网中。这项研究非常有趣，因为我们意识到大家都在从事类似的工作，但由于我们的法律、法规和环境不同，难以开展进一步合作。我认为如果政府或高校院所、科研机构能组织一些论坛或研讨会，更好地了解各自的国内问题，探讨如何建立合作，那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以您在华工作的经历，可否请您谈谈外国专家如何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中国的科技创新之中? 从2009年开始，我作为外国专家在广东省工作，和政府、企业沟通得比较多的是可持续制造、批量生产和定制生产。以鞋子生产为例，本质上这是一个将工厂组织、供应链、以及如何把消费者的个人需求整合到供应链中的综合问题。此外，我在中国推广瑞士的精密制造技术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两国人民需要更好地了解彼此。换言之，我们要从双方的角度出发，考虑如何将瑞士的设备和技术引入中国。我认为现在与中国技术转移的合作应在不同层次开展，不仅仅在设备的引入，还包括加工工艺及人才的引入。在制造业发展的新形势下，行业正在探索如何通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制造工艺等技术实现转型，我认为外国专家可以提供帮助和提出建议。但我认为要推动技术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是教育。因为制造业工厂在未来将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从车间到管理层，要求所有级别的工人都将更多地利用他们的大脑，而不仅仅是靠他们灵巧的手工。在瑞士，我们有一种叫做双重教育的体制，学生在专业学校和应用大学的课堂上学习，但同时也在工厂和公司里工作，由准备雇佣他们的人士教他们实践经验。这种理论和应用双重结合的教学体制能够让学生在毕业后，迅速投入到实际工作之中。中国的教育体制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改革，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我始终认为，学校和工厂的教育是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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