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在南京生活近6年的Peter Tensen（彼得·腾森），现任英国全球技术创新联盟（GlobalTech IP）创始人，南京腾森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以下简称“腾森中心”）CEO。

腾森中心是一家专注于跨境技术和投资的创新公司，落户南京以来，已帮助超过100多家科技创新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并帮助高新开发区等吸引来自海外的国际项目和投资。深耕南京多年的Peter Tensen也荣获了“江苏省科协海智特聘专家”“2022南京紫金友好使者”等众多荣誉。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2023年1-2月刊

采编︱张孟月 翻译丨靳松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Peter Tensen（彼得·腾森）

80年代来华的“冒险家”

Q：您于1982年第一次来到中国，您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A：20世纪80年代，我来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中文。当时还没有从美国直飞中国大陆的航班，我要先经香港中转。赴港旅游的经历也让我印象深刻，香港虽然有着超高的人口密度和拥挤的居住环境，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依然是发达地区的代表。

而彼时的深圳与香港完全不同，深圳只是一个安静的、以农业为主的“小渔村”，我看到穿着“补丁”衣服的农民下田干活，小男孩在田地里和水牛愉快地玩耍。

当时，中国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是遥远的、神秘的东方国度。这趟跨越半个地球的旅行是一场“冒险之旅”，旅程中遇到很多令人惊讶、意料之外的事情，但我很庆幸拥有这样难得的体验。

Q：您什么时候开始把中国作为工作的重心？

A：我的职业生涯从微软开始，曾经为华尔街的顶尖投资银行提供软件顾问服务长达十多年。后来，我去了赛贝斯（Sybase）软件公司和和记黄埔（H3G）工作。不同公司的经验，让我在不同文化间穿梭，增进了对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

尽管我具有多年的全球工作经验，中国始终在我内心深处占有一席之地。在2010年左右，攻读EMBA的机会使我重新回到了中国，得以了解中国近年来发生的变化以及科技领域出现的新投资机会。

当时，多数外国人都想去北京和上海工作，但我与众不同，我想去正在快速发展的城市体验更多的可能性。在2012年，我随以色列的一家主营高科技创业孵化的公司到访武汉光谷生物城，并在两年后成为了生物城的国际招商顾问。之后，我开始规划在南京发展自己的公司，并在2016年成立了南京腾森国际技术转移中心。

灵活变通的国际技术商业化实践

Q：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英国全球技术创新联盟（GlobalTech IP）。

A：GlobalTech IP于2014年在英国成立，有伦敦、牛津两个办公点，后来在中国成立了分公司，分别设在南京、杭州、成都。成立GlobalTech Ip的目的在于搭建国际技术商业化的桥梁，促进跨境创新与创业，尤其是跨境知识产权保护、国际项目落地与融资。

联盟的核心团队成员都是成功的连续创业家和技术转移专家，通过与70多个海外高校技术转移办公室、行业协会、国际孵化器等合作，甄选最优质的项目落地中国。

截至目前，已帮助超过100家科技创新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很多人喜欢把我们工作称为“国际技术转移“，但我更宁愿称之为“国际技术商业化”，因为我们也参与协助中国科技的进步与发展。技术转移听起来像我们只是将外国的技术引入中国，事实上我们的工作不止于此，还包括帮助外国公司（主要来自英国、美国和俄罗斯）开发并深耕中国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前提是该公司已证明其技术在本国获得成功，已经拥有实体公司和产品原型，唯有这样，我们才会考虑为其提供国际技术商业化服务。我们向中国引进的外国技术都已超越早期研发阶段，且已在本国市场收获了不错的口碑。

Q：腾森中心作为GlobalTech Ip的子公司，运作模式有何独特之处？

A：腾森中心在成立之初主要面向欧洲公司，后来拓展到美国、俄罗斯。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中心的业务模式主要为线下的商务活动。我们接待过很多外国商业代表团，举办多种活动，如组织了“南京创新周”“生根出访”等一系列国际对接交流活动，帮助外国商务人士来到中国、参加商业会议、与中国同行面对面交流。这一过程总能创造新的合作机会。

新冠疫情发生后，人员的跨国流动受到限制，很多公司的国际业务也受到了重大影响。我们不得不调整业务模式，转而举办更多的线上活动。我们推出了名为“Go China”的新线上项目，可以接受客户的委托，通过线上直播的形式代替客户去目的地实地考察；我们可以为客户代办中国分公司远程注册业务；或者客户在母国创立公司，我们协助他们在中国开展项目等。

此外，我们还有个线上平台，帮助外国公司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建立合作渠道，互通信息，解决它们无法线下交流的问题。

在中国从事国际技术转移工作的这些年来，我发现中国的行政管理规定也在不断调整，对外国的项目展现出了更强的灵活性，我们的业务模式也随之变化。

例如，中国政府以前很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现在则更多关注“国内国际双循环”，对中国公司的科技创新给予更多支持。虽然政策的调整会对外国项目的进入以及补贴政策产生影响，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定挑战，但我们仍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

Q：在您看来，腾森中心具有哪些优势？

A：中国有很多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我们若想在中国取得成功，就要有核心竞争力。在我看来，本土的国际技术转移服务机构有一定的不足。

• 首先，它们大多采用“实体孵化器”模式—— 可提供办公场地，但欠缺在跨境交往背景下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

• 其次，有的服务机构急于求成，

  希望外资公司与中国伙伴仅在初步接洽后立即建立正式的合作关系。而我们认为外资公司应先在中国落地，花时间充分调研市场和潜在客户，再决定合作对象。

总体而言，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拥有国际化的团队和广泛的国际网络。首先，我们的国际团队除了拥有专业素养和实践经验外，也具备跨境商业实践相关的思维方式，如了解当地的文化态度、市场运行方法、思维模式等。

例如，中方企业更注重人际关系、和谐的氛围和自上而下的决策，而西方企业往往更注重契约、文化多样性和组织上的扁平化。中西方的商业驱动因素、风险偏好和政府参与度也有所不同。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管理项目和达成交易，还有增进沟通，达成期望值。

其次，我们更注重在我们经营的市场中成为“网络的网络”。一方面，这使我们能撒下更大的网来寻找更多的机会；另一方面，这有助于我们确定最佳的合作伙伴。

中国技术创新应达到“四个平衡”

Q：您既有IT从业经验，又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您看来，科学界和产业界怎样才可以更好地合作？

A：我认为，中国的科学界以前与产业界联系极少，但二者需要更强的联系合作才可以促进新技术的商业化。

科学界需要一个完整的技术转移过程价值链，以及了解市场的专家为面向商业化的科学研究提供帮助。具有商业前景的创新团队不仅要有技术创新人才，还要有了解市场的人才，他们需要获得科研院所更多的资源支持。

我很欣喜地看到，近年来，中国很多地方的科研院所都非常关注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总体而言，科学界和产业界需要更好的协同，科研机构需要资源和支持来助推研究成果的商业化。

技术转移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技术驱动型，即从技术到产品、到市场的过程，或者说从科研院所到市场、到企业的过程。这种类型的技术转移强调科技人员从技术源头出发，到设计生产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中国的技术转移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另一种是技术服务型，即从市场需求到技术开发的过程，或者说从市场到科研院所的过程。这种类型的技术转移强调的是首先从市场或企业中找到实际需求，然后科技人员凭借自身的知识和能力，找到一种解决它的技术路线和方法，继而开发形成产品或技术，服务于社会或企业。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较为不足，可以参考借鉴欧美国家的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技术转移，都必须是科技与市场的真正融合，要想做大做强，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因素，一是技术具有核心竞争力，二是有强烈的市场需求。

Q：您怎样看待中国的创新体系？

A：中国发展得非常快，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时是“追随者”，现在已经成为了“再创新者”。中国吸收了很多外国的先进技术，改良之后适应中国市场，现在正积极推动自主技术创新。

虽然中国在有的领域创新速度还比较慢、创新效率较低，研发投入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但我仍非常看好中国的总体前景。我认为，中国有望在未来10到15年里成为最尖端的创新经济体，跟其他的头号创新经济体并驾齐驱，尤其在5G、人工智能、新能源、太空技术领域。

Q：在您看来，中国在创新创业方面存在哪些不足？

A：以我多年从事国际技术转移工作的观察来看，中国的很多公司不愿意冒险去投资一项出自实验室的新技术，它们不愿在新技术研发、市场推广方面花费资金、时间和精力，更倾向于收购成熟的技术。然而，令人欣喜的是，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情况正在改善。

我认为，产生该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冒险精神，从中国创业的氛围可略知一二。当年轻人走出大学校园，往往面临着很大的社会和家庭压力，想寻求一份稳定的工作，很少有人会选择创业。

但社会若要有更多的创新，就需要创造年轻人勇于冒险、直面并接受失败的文化氛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成功的外国企业家在创业之初至少有两到三次失败，但失败并不意味着人生“完蛋”。

近年来，随着中国互联网热潮的兴起，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冒险创业，但难以获得融资是他们创业路上的“拦路虎”。原因之一在于，中国天使投资的环境还有待改善，当前，较少企业家愿意做天使投资人，天使投资人的角色通常由政府扮演。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思维是希望创业者自己解决资金问题，而欧美国家告诉创业者的首要原则是切勿卖房创业，而是去寻找支持你的投资人。

在美国，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愿意做天使投资人，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培训、指导，帮助创业公司打开市场。通常而言，创业者很难获得风投，因为风投资本更多受利益驱动，它们只做锦上添花的事，只愿投资非常成功的公司。

而天使投资人甘愿冒险，虽然投的钱可能不会太多，但他们会分享自己的专业经验。这种投资生态体系通常存在于创业氛围浓厚的环境中，美国硅谷就是典型范例。硅谷汇聚了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愿意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帮助青年创业者。

Q：您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转移有何建议？

A：首先，政府与市场应达到平衡。中国越来越重视创新，市场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应提供支持性的作用，包括市场预期、创造条件等，为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

其次，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应该达成一个更好的平衡，让国有企业更多地参与市场竞争。

再次，在研发投入方面，应达成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平衡。建议应更重视基础研究，对自下而上的研究和领域给予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

最后，研究成果与应用转化之间应达成平衡，使更多研究成果能真正落地，实现商业价值。例如，企业出资在大学设立研究中心，在中国，类似的案例有阿里巴巴的浙江大学前沿技术联合研究中心、华为的科大华为信息技术研究所等，但仍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与大学合作开展新研究，这有助于技术的商业化。

此外，还应建立更多的跨国研究中心，此举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外学界的交流与合作，而且也能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了解和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

Q：最后，请您谈谈，成为一名国际技术转移高端人才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

A：鉴于中国进行高新尖端技术的国际技术转移时间不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青年若想成为一名国际技术转移人才，要特别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断学习、提升自我，这可以通过接受各类正规的培训实现，尽可能多地了解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转移实践。

其次，除了参加培训外，拥有实践经验也很重要，将所学用于实践，实践出真知。

最后，国际技术转移高端人才不一定必须懂得专利法和知识产权，而是应该对技术本身有浓厚的兴趣，对市场和商业机会有充分的了解，并善于发现商机—— 不仅仅能看到机会，还要有创造性思维，即能创造性地使技术解决方案满足市场需求，创造性地进行沟通，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及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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