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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在中国云南举行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聚焦了全球目光，国际社会纷纷表态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通过加强多边主义、整合更广泛资源合作、以中国等深度践行保护措施的国家为榜样，推动全球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在广东省，有一位来自瑞典的年轻科学家，2017年，他千里迢迢来到这里，在中国云南、广东、西藏、四川……都留下了他的研究足迹，为的就是研究一只只鸟儿身上的羽虱。

因为通过研究羽虱的进化和传播，人们可以深入了解鸟类的生活特性，推动鸟类多样性保护工作。他是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下称“动物所”）的Daniel Roland Gustafsson 博士。

去年，他和团队在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身上重新发现3种被认为已经灭绝50多年，但至今仍在中国生存的羽虱，令学界惊叹。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既有雨林、沙漠，又有高山，拥有优越的鸟类研究环境，单在中国华南地区一年四季都有鸟类栖息。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如此丰富种群的鸟类”。

10月14日，接受《科技与金融》记者专访时，Daniel Roland Gustafsson博士毫不掩饰他对在中国研究的喜爱。在采访中，他分享了他多年对鸟类羽虱研究的经验以及在中国开展鸟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期待。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 2021 年11月刊

采访｜李慧 编译｜靳松、李慧

图︱闫雪莹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 Daniel Roland Gustafsson博士

结缘中国

Q：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为什么选择从事鸟类羽虱研究？有哪些人和事对您研究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

A：我从事鸟类羽虱（羽毛的寄生虫）研究纯属偶然。在申请博士学位之前，我根本没听说过鸟类羽虱这类动物。通过了解，我希望能够探究羽虱和鸟类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的进化机制。于是在博士导师指导下，我开始了对羽虱的研究。

进入这个研究领域之后，我才发现从事鸟类羽虱的研究人员并不多。我们曾经举办一场世界性的学术研讨会，虽然参会专家都是这个研究领域的“翘楚”，但是参会人数竟不足百人。的确，这个学术圈子并不大，但我感觉成员之间乐于帮助，彼此之间私交很好。

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一位已故的女科学家Theresa Clay。直至她80多岁去世时，她在伦敦已坚持研究鸟类羽虱50年。我们从她的科研成果中获益良多。其实来中国之前，我曾在伦敦待了很久，为的就是要继承先辈未竞之事业。

随着研究岁月渐增，我迷上了鸟类羽虱。虽然学界对鸟类羽虱知之甚少，但通过研究，我们能了解到的又如此之多。有时我们会得到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需要辨别事实，但我不想因此改变我的研究方向，因为鸟类羽虱是我心之所系。

在某些情况下，鸟类羽虱的研究结果甚至可以广泛适用于其他患有寄生虫的动物。由于鸟类羽虱不会自行从一个宿主转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所以在特定情况下，鸟类羽虱可作为模式生物。

因此，当你想研究宿主和寄生虫之间是否相互影响，羽虱是最好的切入点。再者，从事鸟类研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从9岁起开始观察鸟。现在我的工作包含了观鸟、捕鸟及研究鸟。我们计划去云南开展研究。届时我们将会对成千上万的鸟儿开展观察，将见到很多之前只曾在书上看到的鸟类。对我来说，这也是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的一大“福利”。

Q：您为什么选择来到中国，继续您的科研事业？

A：我来中国做研究也是出于偶然。动物所的邹发生研究员在华南地区有个专门研究各种鸟类的研究团队。自2012年开始，这个团队一直在收集各类鸟类的羽虱。为了进一步研究羽虱，邹老师在机缘巧合之下，找到了我。

在我看来，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既有雨林、沙漠，又有高山，拥有优越的鸟类研究环境。虽然中国拥有数千年农耕历史，但在大山深处还有人迹罕见之地。

现在冬季将至，鸟类迁徙。他们从西伯利亚飞到华南地区，在这里稍作停留后继续往南飞至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所以，中国华南地区一年四季都有鸟类栖息。

在我看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拥有丰富种群的鸟类。因此，来到中国从事鸟类羽虱研究与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天作之合”。

Q：您曾在瑞典、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从事研究工作，这些国家和中国的研究环境对您而言有何差异？

A：我认为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研究工作的进展速度比很多国家要快得多。比如，以前我们做基因测序要等几周时间才能拿到结果，因为当地没有从事基因测序的企业。但广州云集了大量的基因测序公司，有时候次日我便可拿到基因测序的数据，还是快递送达上门，无需亲自跑一趟。

此外，动物所实验室的研究器材设备与我在瑞典、美国使用的一样，因此我在这里可以做同样的研究。

研究所内聚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这里要特别提到我们的团队成员张敏老师，张老师已经在山里从事鸟类研究十余载。我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请教他，所以在团队中拥有如此可靠的同事是一件幸事。

在瑞典工作时，我基本上是“单打独斗”，导师对我的研究项目知之甚少，我也拿不到资金支持。而在美国工作时，我所在的研究团队很庞大，受制于疫情，研究人员无法一起做研究。

Q：中国的生物多样性对您的科研工作有何帮助？

A：我们大多数选择到云南从事野外考察，当地最吸引我们之处在于大山的美丽和物种的多样性。

我们在云南的热带雨林中发现羽虱以及获取可靠数据的可能性都很大。相比之下，我的家乡北欧缺乏生物多样性，10,000年前那里甚至没有动植物生存。

中国华南地区则完全不同，这里没有冰雪覆盖，我们所到的每个山脉，都能发现其独有的物种，都有新的发现。

而且有文献显示，每年研究人员在云南、西藏、四川的山脉中会发现数千种新物种，我希望在未来几十年，不只是我，还有更多人在这里有更多的新发现。

羽虱研究

Q：可否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鸟类羽虱？现在的研究进度如何？

A：全世界各地的鸟类身上都可以发现羽虱，其实不仅是鸟类，世界上绝大多数哺乳动物身上也有寄生虫。但鸟类羽虱的生存比较特殊，他们一旦从鸟类身上剥落，他们不会转移到其他宿主身上。

由于鸟类与陆地的联系是非常密切，因此业内有假设认为羽虱与鸟类的生存情况息息相关，即如果鸟类的数量增加，羽虱数量也会增加。反之鸟类灭绝，羽虱也会随之灭绝。

甚至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研究人员假设当一个种群的鸟进化为两个种群时，羽虱也会发生同样变化。但当我们分析搜集的数据时，我们发现这个假设实际出现的概率只有50%。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更多地关注于鸟类生态学。例如，羽虱如何进化以应对宿主环境的变化等，因为羽虱仅在一种鸟或者种群相近的鸟身上发现，每一种鸟都有特定的羽虱。我们不知道为何没有一种羽虱普遍寄生于所有鸟类。这就是我们接下来几年想要探究的。

Q：一直以来，您和您的团队致力发现新的羽虱种类。去年，您们重新发现了3种被认为已经灭绝50多年，但至今仍在中国生存的羽虱。这个发现给您们带来什么启发？

A：我们在中国一级保护动物朱鹮身上发现这些羽虱，朱鹮曾经广泛分布于中国中部、韩国、日本、蒙古以及俄罗斯等地。但是自上世纪60年代后，它们的数量急剧减少，到了80年代，在中国陕西省内仅剩7只。

研究人员“捕捉”7只野生朱鹮，开始了多年保育工作，令朱鹮繁衍至今已有2,000多只。

进行人工繁殖之前，研究人员的首要任务就是杀死野生朱鹮身上的所有羽虱。因为在圈养鸟类时，鸟会感到紧张，更容易生病。如果有太多羽虱，幸存的鸟可能会死去，整个项目随之失败。

所以我们去年对朱鹮开展研究之时，认为它们身上没有羽虱。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朱鹮身上依然存在着3种来自日本的羽虱。后来我们更发现，不论是圈养的朱鹮还是回归自然的朱鹮身上都能发现这3种羽虱中的至少两种。

换言之，研究人员在保育朱鹮的同时保育了羽虱。不过我们认为这纯属个例，因为经过清洗和药物处理，大多数的羽虱都会灭绝。但这项研究表明即便有羽虱存在，濒临灭绝的朱鹮还是能从7只繁衍至2,000多只，这证明了羽虱的存在不是问题，未来朱鹮可以与羽虱共存，甚至有助于保育朱鹮。

这次研究发现给我们的启发是，从长远来看，羽虱的存在有助于鸟类保育项目的成功，因此可以考虑在保育鸟类之前，不必杀死所有的羽虱。因为不必担心鸟类重归自然之后无法抵御羽虱，甚至会产生超出预期的好结果。

我有个研究生正考虑返回陕西研究这个问题，如果研究成功，这将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将改变全世界研究人员保护鸟类和实施人工繁殖的方法。

Q：当您发现这3种已经灭绝多年的羽虱时，您当时的感受如何？

A：这种感觉很棒。当我的学生在陕西省搜集羽虱时，发现这个“前所未见”的羽虱物种恰是我们搜寻目标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

因为距离上一次人们描述这3种羽虱是70年前，而距离上一次有人搜集到这3种羽虱已有百年。现在我们还能搜集到这些很久没被发现过的物种，着实令人兴奋。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利用它们研究当宿主数量下降至很少时，这些羽虱会发生什么变化，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改变保护鸟类的方法。

Q：在从事鸟类羽虱研究中，您们团队采用的技术及研究方式什么？

A：我们用非常基础的方法“捕鸟”（采完羽虱后会放掉，对鸟类几乎没有伤害），甚至谈不上是技术。

（编者注：另见附图）凭借这种简单有效的方法，我们每天可以处理数百只鸟，获得羽虱。获取羽虱之后，我们做电镜切片，提取它的DNA。

捕鸟方法

图|Daniel Roland Gustafsson博士

未来，我们计划与美国的科研人员合作，对羽虱做全基因组测序。此外，我的学生已经开始从统计学角度对比鸟的进化和羽虱的进化，试图找到我们尚未发现的进化形式，目前我们只是假设它们的进化形式一致。但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了很多不一致的情况。所以我们要继续探究。

Q：根据早前报道，2019年，您在科研上成果斐然，当年您共发表SCI论文17篇，其中第一作者12篇，描述并发表2个新属、42个新种，修订18个已经命名的种。您对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有何评价？

A：2019年我共发表17篇SCI论文，平均下来每个月不止一篇，这背后要付出很多努力。当然，我希望能够更加高产。我之所以取得这些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的研究其中一个方面是对新物种的描述，目前来说，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找到新物种并不难。对一项科研而言，如果其成果的生产效率比较低，那么这项科研在未来将难以为继。因此在我们现在的研究里，我的学生同时对羽虱进行3种至4种不同的分析，从多样性、分类学、伦理学等多角度进行研究。

此外，我现在正在写一本列举中国境内所有鸟类羽虱的书，书上会附插图，并提供识别物种的关键信息。整本书大约有 900 页，计划于明年面世。我们所做的研究都希望给鸟类羽虱提供良好的研究基础。

Q：我们了解到，您和团队希望启动一个新的项目，研究限制某些寄生虫分布的环境因素。请您介绍该项目的研究进展。

A：我们准备在新项目研究鸡、鸭和鹅的羽虱，因为它们是中国最常见的家禽。我们希望今年冬天能顺利去陕西和湖南开展调研。

无论在中国、瑞典还是美国，有一个传统的理论认为同种鸟类有同种羽虱。在某些情况下，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如世界各地的普通城市鸽子身上有同种寄生虫。

但在最近20年，我在美国的同事开始研究环境如何对羽虱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发现在潮湿区域和干旱区域（比如美国西部的沙漠和密西西比河周围区域）生活的同种鸟类身上的寄生虫并非为同一种。这可能和羽虱从空气中获取它们所需要的水分有关。

几年前，我们考虑用放养的家鸡建立一个完美的模型系统，因为放养的家鸡足迹可以遍布沙漠、山丘、雨林和岛屿等。所以我们可以去云南、广西、海南等中国南部省份的村里研究家鸡。

根据假说，这些云南家鸡身上的虱子应该适应了雨林的潮湿环境。一旦脱离潮湿的环境，内蒙或者其他干旱的区域的家鸡身上的虱子可能就无法生存，但其他鸟类身上的另一种虱子可能会传播到它身上。我们去年发表了一篇研究世界各地鸡虱的论文，当中提及类似的例子。

引才引智

Q：我们了解到，2017年，您通过广东省科学院专项人才计划引进到广东省生物资源应用研究所（现更名为广东省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工作。2019年，您获批广东省“珠江人才计划”项目。您如何评价广东省乃至中国的外籍人才引进政策？

A：我认为总的来说，广东的人才引进政策很好。在瑞典，很多人在某个地方攻读完博士和博士后之后会留下来工作直到退休。由于长期囿于一地，缺少来自其他方面的灵感，他们的想法相对固化，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逐步改善。因此通过引才政策，让具有不同研究背景的研究人员到不同地方进行科研交流的做法是有益的。

我认为让外国的研究人员来到中国，让他们亲身体验——尽管有语言差异，但科研环境并无太大区别。同时，让中外研究人员有机会了解和接受彼此研究思路，让外国研究人员发现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合作是可行的，和中国的研究数据也是可信的。

广东省的“珠江人才计划”项目是一个为期5年的项目，但我认为即便时间较短的项目，也会大有裨益。在疫情发生之前，我引荐了八九位外国同事到中国来做几个月调研，这个经历让我的同事们意识到在中国做研究是可行的，与中国的研究人员合作是能够成功的。这为国际科技合作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Q：您觉得中国在吸引外籍人才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哪些？

A：首先，我们在政策信息获取上存在困难，很多政府网站和相关资料没有相应的英文解释，或内容更新不及时。所以如果有外国专家想来华工作，困难之一就在于他们无法找到相关政策官方英文翻译的渠道。

我建议建立科研门户网站，制作完整的英文网页，为有兴趣的外国专家搜索相关信息提供便利。

此外，外国专家对在华的生活、教育保障缺乏了解，外国专家选择过来工作考虑的不仅仅是科研环境，还有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例如有些专家可能会考虑自己的小孩能否在中国入学，具体操作流程是什么。再比如医保信息及就医问题，如果这些信息难以获取，就容易让外国人才却步。

最后就是语言障碍，现实的例子是我去年因为一个寄生虫合作研究项目多次去北京出差，这项研究很有价值，因为此前没有人系统性地做过此类研究。但是合作方不会讲英语，我不会讲汉语，所以我们的合作并不是十分顺畅，这再次说明解决语言障碍的重要性。

此外，因为中国的人才引进项目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外国专家在繁重的科研工作下，能够短时间内完全学会汉语并不实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人才引进项目不仅仅要给外国专家提供科研、薪水的信息，还应该提供系统性学习汉语的课程，作为一揽子计划。例如告知他们来到中国的前6个月每周有一天会安排汉语学习课程。

此外，解决语言障碍的方法应该是双向的，我建议要鼓励中国的研究人员学习英语，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沟通交流。这样才能够拓展我们在中国的合作范围，而不是只局限于我们动物所的团队内部，可以拓展至其他大学、其他城市。所以要双管齐下，这样会有助于国外专家更有效地开展自己的科研工作。

Q：最后，可否请您谈谈您来华5年从事科研工作的感受？

A：我第一次来中国之前，我认识的很多人特别是年纪较大的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们主要是通过电视获取有关中国的信息。但当来到中国之后，我发现这里早已今非昔比。

至于科研环境，中国这里有和欧美一样的研究设备，我在欧美做的研究，在这里也可以做。也许改变人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是个缓慢的过程，但是中国的人才引进计划正在促成这一改变。

虽然我是我们这个研究领域唯一一个外国专家来中国工作，但因为我认识我们领域的其他专家，所以我在中国的工作经历可以帮助我的同事了解中西科研环境的相似性。

现在我们招募了两位外国博士后，一位来自加拿大，她上周已经拿到了签证，计划下个月来华。另一位来自埃及，准备下周去大使馆申请签证。我相信他们此前可能从未想过来中国工作，但我可以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中国的科研环境和他们所熟悉的一模一样。

可能有些细微之处有所不同，但在中国可以做任何与科研有关的事。相比之下，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因为贫穷，无法使用科研设备和化学物质，但中国则完全不同。

此外，我们非常欢迎中国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研究团队。目前我们研究人员主要来自于东北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吉首大学等高校。所以我也想在这里发出邀请，诚挚欢迎对鸟类羽虱有兴趣的科研工作者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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