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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朴宥顯博士:信息智能时代亟需推广“数商(DQ)”教育 10

发布时间:2018-12-10      作者:李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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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面临的网络风险到底有多严重?从一组BBC数据中可见一斑:全球有56%的8-12岁小孩面对各种网络风险,预计到2020年,这个数字将高达7.25亿,其中90%来自信息通讯技术的新兴国家。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科技发展,对下一代意味着什么?出生与成长于数字时代的孩子们,除了传统的智商和情商外,还需要什么“商”?本期《科技与金融》记者专访朴宥顯博士,共同探讨一系列数字时代的儿童网络教育和伦理问题。


10月24日,以“人类与人工智能”(AI&I)为主题的2018中国(广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暨高峰论坛在广州圆满落幕。星光熠熠的论坛上,包括腾讯CEO马化腾在内的多位国际AI大咖、专家学者竞相登台,畅抒己见,为金秋的花城呈现了一场真正的AI知识和技术的盛宴。



而在清一色西装革履的众多男性AI技术领导者之中,有一抹红色的女性身影格外亮眼。她的名字叫朴宥顯。她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艾森豪威尔研究员,是多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项获奖者,同时也是哈佛大学博士,数字智力商数概念(Digital Quotient,下文简称DQ)、数商世界在线平台(DQ World)及数商研究所(DQ Institute)的创办人。


作为一位研究人员,朴宥顯看到了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无限期许和想象,而作为一位母亲,她更担忧下一代的数字未来,担心孩子们成为技术的奴隶。儿童面临网络风险到底有多严重?朴宥顯在演讲中列举了一组今年早些时候BBC报道的数据:全球有56%的8-12岁小孩面对各种各样的网络风险,其中埃及为70%,印尼为71%,菲律宾为73%。预计到2020年,全球即将有7.25亿的孩子会遭遇网络风险,其中有90%是来自于信息通讯技术的新兴国家。


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中心的科技发展,对下一代意味着什么?人类在为新技术的腾飞发展欢呼雀跃时,背后隐含的伦理危机是什么?出生与成长于数字时代的孩子们,除了传统的智商和情商外,还需要什么“商”?本期《科技与金融》记者专访朴宥顯博士,共同探讨一系列数字时代的儿童网络教育和伦理问题。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朴宥顯博士(Dr. Yuhyun Park





Q:请问您的教育和人生经历是激发您从事儿童网络教育研究的原因吗?


A:我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统计学的博士。后来,在哈佛大学做博士后期间,我主要从事生物信息学研究,因此接触到了大数据科学。但在那之后,我的职业生涯转移到了商业领域,成为波士顿咨询集团的一名商业顾问,并工作了五年。在之后的几年里,我进入数字媒体行业工作,有机会深入接触儿童数字媒体。后来我当了妈妈,事业和家庭之间也因此产生了自然的交集。


Q:请问您第一次意识到应该重视儿童网络教育问题是什么时候?儿童网络教育为什么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解决?


A:2007-2008年的时候,数字媒体作为一种新兴媒体兴起,传统媒体逐步走向衰落。当“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宣布出售其总部大楼时,传统媒体实际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看到在一些亚洲国家,比如我的祖国韩国,当时韩国约有20%的儿童沉迷游戏,尤其是儿童玩暴力视频游戏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除此以外,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色情内容,儿童很容易接触到这些内容。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更多的是互联网行业应该如何良性运作的问题。


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并没有真正关注污染问题一样,当我们现在强调高科技,其实很少有人注意到科技带来的副作用。网络虽然是一个虚拟世界,但在虚拟世界中,同样存在我们称之为“信息污染”的概念。因此,我在韩国创办了一个基金会——infollutionZERO Foundation,致力于提高公众对网络欺凌和技术成瘾等信息污染的认识,保护儿童免受有害信息的伤害,并推动制定互联网安全和教育的公共政策。


我们并非要禁止孩子们上网,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例如在中国,这里的孩子接触互联网的第一步可能是通过WeChat(微信)。但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儿童受到的保护相对较少。因此我认为,让孩子们掌握正确的互联网使用技能非常重要。我们要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副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的潜力。


Digital Quotient,也就是数商,我们要将它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数字技能进行开发。当人们想到数字技能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想到编码、机器人这些在专业水平上进行机器学习的能力。但我们真正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不仅仅是技术上的问题,它实际上是一种认知、社交和情感的技能,是孩子适应科技进步必须具备的一种能力。


Q:您提出了DQ(数商)的概念,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DQ?具体来说,DQ包含了哪些内涵?DQ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哪里?


A:DQ是一组综合的技术、认知、社交及情绪能力,是个人面对数字生活的挑战并适应数字生活需求的能力。DQ包括8大领域:数字身份、使用、安全、安保、情商、沟通、素养和权利;跨越3个层次:数字公民、数字创造力和数字创业,共24种具体素质。数字智能研究的是如何正确使用数字技术,如获得数字身份、在数字空间中与他人建立联系、维护权利等,另外数字素养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数字生活的三个层次中,第一层是儿童学习如何生活在数字空间里,就像是一种基本生存技能,我们称之为数字公民技能。第二层是拥有数字创造力,这是通过数字媒体和技术共同创造价值的能力,学会如何在技术中创造新的知识内容,转化为数字经济中的价值观。第三层,我们称为数字创业,企业家精神也是为了真正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因此,我们实际上在非常系统的分类学中展示了这种数字能力。同时,每种能力也被知识、技能和态度所划分。(如图1)


我希望大家能够用一个全局的观点去了解DQ,以及DQ教育的必要性。孩子们所面对的网络各种问题和威胁,仅涉及到DQ的第一个层面,但实际上还有更深层次的DQ。它面对的是8-12岁的年龄段,因为这是孩子真正开始社交网络生活的起点,他们差不多都在这个年龄段开始拥有自己的社交账号,开始在社交网络上交朋友,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帮助孩子面对网络暴力,面对网络负面信息,面对网络上各种各样的风险,我们给他们具体的技能教育。



因此,我们将数字扫盲的教育议程与行业发展数字技能的努力结合在一起:包括数字公民、数字复原力、媒体和信息素养、就业准备、创业等。数字智慧使个人成为有智慧、有能力和负责任的数字公民,他们创造性地使用、驾驭和创造技术,以改善个人和社会的尊严、繁荣和福祉。


我们对DQ的24种具体素质进行了标准描述,每一个模块的描述都有来自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许多国际机构的努力。同时我们还需要制定统一的评估标准,帮助合作机构进行考试、普查,让我们能够评估、衡量学生或儿童的数商。我认为所有使用手机的孩子,都应该接受DQ测试。现在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的DQ测试已经上线,是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布的。目前我们正在全球10个国家做试点,让他们的基础教育当中增加DQ教育。未来两年,我们希望能够覆盖到100个国家,届时有望帮助广州的中小学生进行数商的培训。


Q:您认为儿童应该从几岁开始接受DQ教育? 



A:当然是越早越好,但我们主要的目标人群是8-12岁的儿童。当我们形成一个全球标准的数商概念之后,这个概念将一直延伸到所有年龄组、所有行业。事实上,网络上有很多优质教育资源,比如,慕课网(IMOOC)里就有很多免费的教育材料。但问题是孩子们不会主动接触好的内容。这是很自然的,就像面前放着一本数学书和一个游戏,大部分人会怎么选择?我们不能责怪孩子们,因为到目前为止,数字媒体更多地被理解为一种娱乐手段,而不是教育手段。但我们想做的是,让孩子们有自信面对网络世界,明白什么是危险,什么是真正的机会。我总是喜欢用疫苗来类比,就像在生病之前打预防针,让自己强壮起来。同样地,在孩子们遇到任何危险之前,我们要增强他们的抵御能力。我相信,当孩子们有信心成为数字领导者时,我们也就不必担心他们无法真正掌握互联网技术。实际上,我看到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孩子们都非常擅长汲取信息。我们需要给予他们的是一种自信心,让他们有能力控制和减轻网络世界的危害,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的作用。


Q:您在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发表的文章提到,欧洲超过一半的儿童在10岁前开始使用社交媒体。儿童使用社交媒体存在哪些风险?您能否提供更多数据来说明?


A:当孩子们使用社交媒体时,走进互联网空间的新跑道时,大部分时候他们都缺乏父母的指导和老师的教育。因此,他们实际上是被吸引到了一个未经审查的、未经过滤的信息世界,家长却觉得他们不会出问题。但是想象一下,假如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孩子的周围充满了色情场所、游戏厅,或者有很多陌生人、恶霸,你能放心吗? 


事实上,全球8-12岁的孩子,平均约80%正在使用社交媒体,或者他们的父母使用社交媒体。也就是说全球大约80%的儿童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社交媒体中。当我们说儿童主动使用社交媒体的话,我们将其定义为儿童开始拥有帐户和个人资料、发送消息、发布照片等,这部分的儿童大约占了50%。同时,在8-12岁年龄组的儿童中,有56%的人暴露在网络欺凌、游戏成瘾等至少一种风险中,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干预。


Q:DQ教育应由谁负责?当中有哪些利益相关者?


A:首先,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必须参与到教育中。在数字时代中培养下一代人,那就需要全社会的参与。首当其冲的是家长、老师和学校,但他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政府必须确保儿童普遍接受免费的DQ教育。每个孩子在上网之前都必须先学习这门必修课。政府需要向前再迈出一步,为所有孩子提供这种教育,并将其纳入到政策中。


第二,科技公司必须尽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为DQ教育提供资助,帮助家长了解他们的孩子在网络上做什么。同时,科技公司有责任进行自我监管和约束。


所以我认为,DQ教育需要私人和公共团体,以及家庭、学校和孩子们齐心协力。首先,最好的办法是让政府了解这种需要。通常政府行动起来影响面最广,但往往比较缓慢。所以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科技公司正在为网络教育提供资金和设立项目,但我希望企业行动更快、更全面、更主动,绝不能等到出现有人因网络游戏成瘾或者受网络欺凌致死。


Q: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人工智能的时代,人工智能对于DQ教育会产生什么影响?


A: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数字技能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因此,我们正与高校合作,研究帮助人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最佳方法,以及我们如何在利用这项技术的同时,避免副作用。即使没有人工智能,社会也已经出现了各种问题,所以我们预计人工智能普及后情况可能更严重。想想现在的假新闻,当人工智能出现之后,假新闻会变得越来越难侦测,它破坏社会秩序,破坏信任,也破坏整个互联网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理解科技、人工智能对我们带来的影响,而这必须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讲,教育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教育部门的行动也往往是最慢的,但现在我们需要迅速改变这种情况,把各行各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形成联盟,找到更好的方式来一起做好DQ教育。


Q:如您所说,人工智能的出现会引起更严重的问题,那么人工智能是否与DQ教育和保护儿童网络安全的目的相悖呢?


A:不,把人工智能嵌入到教育中其实有很多好处。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人工智能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也还没有真正实现,仍然非常原始。所以我们更需要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的最佳用途。很多人认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人类处理所有问题,或者变成超级机器人,甚至变成更聪明的人类,但事实并非如此。人工智能只是现阶段的算法,它能帮助人类做出更好的决定,优化我们目前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将代替人类,或者成为人类的老师。


因此,从DQ教育和人工智能的关系上看,首先,我们需要引导儿童正确使用人工智能作为教育的必要工具,教孩子们去理解人工智能,而不要被它误导。我们希望孩子们有批判性思维,能独立思考,这才是最重要的。第二,我们希望他们拥有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他们生活在现在这个杂乱无章的世界里,信息难辨真假,所以他们的未来将取决于内心深处的道德准则。在人工智能时代,作为人类,我们希望让下一代更有人性,而不是更像人工智能。人类要成为人工智能的主人,这比培养人工智能工程师更加重要。


Q:根据您的观察,哪些国家在DQ教育方面做得比较好?能否分享一些成功的经验?


A:总的来说,新加坡、英国、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的DQ教育做得比较好。我在所有这些国家都工作过,他们起码已经培养起这方面的意识,并且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例如,新加坡的学校设有4个小时的公民健康课程,从小学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教育过程。公民健康就包括数字公民教育。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非常有战略意义。在美国和英国,与数字公民相关的许多主导思想和理论都来自于公共部门,并且越来越紧密地融入政府决策过程中,我认为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Q: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DQ教育方面是否存在差距?发展中国家是否与发达国家有类似的问题?


A:的确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形成统一的全球标准。比如说在缅甸,2013年他们的互联网普及率只有6%。随着移动设备的普及,在短短5年内达到了近100%网络普及。从没有互联网连接到全面联网的过程中,缅甸却没有社会基础设施和配套教育,后果可想而知。世界各地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更荒谬的是,人们把电子产品摆在孩子们的面前,没有想到后果,甚至期望孩子们会自动学会如何使用,甚至成为数字空间的领袖。


不幸的是,报告显示,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新兴国家里,手机就等同于风险。作为一种新型技术风险,手机在信息通讯技术较先进的国家中风险较低,因为他们有更长的时间适应互联网生活,有足够高的风险意识,家长和学校的教育也相对较好。所以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DQ教育上存在很大的差距。


但奇怪的是,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他们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至于他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及孩子们在网络技能上有什么差异,得到怎样的保护和教育,不同国家的情况当然不尽相同。但我认为,正因为Facebook(脸书)无处不在,Google(谷歌)无处不在,WeChat(微信)在中国无处不在,所以社交媒体在一个国家带来的问题,很可能也会出现在另一个国家。


Q:DQ教育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引导孩子们如何在网上保护隐私,如何应对潜在的网络欺凌和不恰当的网上性行为。但儿童教育有别于成人教育。他们与成年人有不同的兴趣点,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较弱。在这些看起来比较抽象难懂的问题上,您设计的DQ教育模式如何吸引孩子们的兴趣?


A: DQ课程基于大量科学研究,我们设计的DQ World是一个8-12岁的儿童自主学习的在线平台。之所以设计自主学习,是因为我们不能继续坐等学校的老师接受培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们用漫画和动画把DQ教育融入到所有的自学课程中,吸引孩子们的兴趣,他们其实都非常聪明。


设计课程也相当讲求科学性,比如我们会教孩子们如何进行时间管理。防止游戏沉迷从教授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管理(Screen Time Management)的知识开始。那什么是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管理呢?孩子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课程,了解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为什么要防止游戏沉迷,沉迷游戏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对其他人有什么影响等。然后,课程会告诉孩子们,在电子产品上进行多重任务会对大脑产生什么影响。下一步,我们会教一些认知技能,比如如何减轻沉迷游戏的危害,帮助他们控制打游戏的时间。这个技巧其实非常简单,例如做好时间管理,列明优先事项,设计时间表,分配完成作业和打游戏的时间等。除此以外,我们会通过不同的角度引导孩子们,让他们形成对电子产品的正确态度和价值观,学会珍惜自己的健康,尊重人际关系。比如说,设定一个场景,假如你和别人说话,他们不停地看手机,你会有什么感觉之类的,让他们更直观地理解。 


Q:这些DQ课程的效果如何?您认为哪些方面需要继续改进?


A:我们评价课程的方式是以DQ作为分数来进行衡量。我们观察到,接受过DQ教育的儿童DQ水平平均提高约10%,而游戏成瘾、网络欺凌等几大风险能降低约15%。虽然目前的课程还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提高了孩子们对网络危害的意识。(如图2、3)


这个项目有很多事情需要改进,我们将加强更深入的体验式学习,同时我们也想让老师们得到更多帮助。到目前为止,DQ教育绕开了学校,但我们发现,让老师和家长充分理解并关注DQ教育是让DQ教育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针对孩子、家长和老师采取措施往往更有效。这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问题,而是一项需要持之以恒的事业。



Q:您成立的数商研究所日常进行哪些工作?成立的目标是什么? 


A:DQ Institute(数商研究所)是我们与世界经济论坛共同设立的智囊团,并与亚太经合组织一起组成联盟。我们确立了DQ的定义,与各国政府和企业开展合作。亚太经合组织是一个为技术和工业制定标准的国际组织,而世界经济论坛则作为一个国际调解人,将企业与政府连接起来。我们正通过亚太经合组织让教育界参与到DQ教育中。DQ研究所带来的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将所有这些概念整合到一个基于共同语言的知识体系中。我们的工作包括制定DQ的关键指标,了解各国的DQ教育水平等。目标是建立DQ的全球通用标准,确保世界上每个孩子都能接受DQ教育。


DQ Institute是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机构,成立于2017年,但我们的增长是指数级的。仅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就到访了大约30个国家,今年我们也成立了全球总部,上个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我们刚刚宣布了这一决定。因此,我们现在正积极地与各地政府以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进行磋商,共同普及儿童DQ教育。


Q:今天,网络欺凌是一个日益受到社会关注的问题,暴力行为在青少年中普遍存在。2015年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和司法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大约21%的12-18岁的学生有过受欺凌的经历。DQ教育在遏制网络欺凌方面是否有效的?您如何建议家长或老师介入?如何帮助孩子们识别欺凌行为?当他们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时,您建议他们怎么应对?


A:事实上,我们的统计数据显示,全世界大约50%的儿童至少经历过一次网络欺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帮助人们提高了意识,网络欺凌会彻底消失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只能帮助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遏制欺凌行为,但它不会消失,因为欺凌是人性邪恶的一部分。父母甚至都没注意到网络欺凌的发生,而常常就发生在父母眼皮底下。但是,欺凌会严重损害儿童的名誉,让他们在其他人面前感到羞耻。因此,网络欺凌与传统的欺凌相比,伤害程度更深。孩子们必须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后果,因为网络欺凌开始常常只是闹着玩或者开玩笑,但它可能就此传播开来。网络欺凌之所以可怕,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是难以控制的,因此更危险。


在我们的教学材料中,我们定下了应对欺凌的三个步骤:不要回复,保存证据,告诉信任的成年人。我们为此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小游戏,让孩子们记住,遇到欺凌始终遵循这三个步骤。必须谨记不能回复欺凌内容的信息,因为当他们情绪化地回应,欺凌很可能会升级,甚至失去控制。然后记得保存证据,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看到这些内容之后会感到不安,然后删掉了信息。千万不要删除证据,以备有必要时报警。最后是需要与家长沟通,告知父母事情的原委。


那么对父母来说,我们建议他们首先不要大惊小怪。父母需要充分了解事件,然后介入处理。所谓网络欺凌,顾名思义,是指有人故意通过网络手段来伤害他人。这种意图通常是显而易见的。这时候家长就需要介入。第一,如果是开玩笑,家长必须清楚告诉孩子,不要回应,不要参与,让家长和学校的老师来处理。第二,如果情况不受控,家长就必须与运营商协商,删除欺凌的内容以免更广泛地传播。如果欺凌事件涉及到儿童或者青少年的照片,特别是不当使用图像(image- based abuse),如亲密照、裸照等,家长必须尽早将其从网络上撤下。


Q:近年来,Facebook(脸书)以及其他社交媒体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审查,涉及到大量用户数据和私人信息的泄露,不久前Google(谷歌)也不得不关闭Google+,原因也是大量用户信息的泄露。数据监管实际上应该成为各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大家显然都毫无头绪。那么,您认为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呢?您有何建议?


A:刚好在我来广州之前,我去了一趟硅谷。我看到硅谷主导的创新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先发展后治理”的做法。他们建起了一个世界级的互联网行业,却没有考虑后果和影响。世界上其他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地方,我都看到了类似的思维和文化。很多决策者甚至不懂人工智能是什么,科技创新是什么,他们从未受过相关的训练。


也许我们应该开始思考,科技创新
到底是为了什么,人工智能有何用途。我们需要思考道德问题,这是我所看到整个工业革命中最缺乏的东西。当我们谈论道德伦理时,很多人可能会说,在将来某天、以某种方式,我们再救赎科技发展带来的罪恶吧。在旧工业时代,这种想法或许行得通,但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因为新技术带来的变化速度已超过指数级。旧工业时代,我们可能等到100年后才看到后果,但现在可能几十年内就会出问题,像社交媒体的出现,也只不过是近20年的时间。



因此,建立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非常重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必须考虑伦理问题,特别是人工智能,我们等到问题更严重才开始解决,已是为时已晚。所以,即便我们的科技发展慢一点,也要建立完善的问责制度,结合企业的透明度,否则将给政策制定者带来巨大的麻烦。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对科技进步还是非常乐观的,人类的创造力能把世界带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我认为,我们必须非常小心,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临界点,我们没有时间再浪费。因此,减轻网络负面影响的努力,其中最大的部分应该来自于教育,而且必须多方协同合作。我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我相信科技和下一代会越来越好,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责任,保持警惕,否则这个沉重的负担就要留给下一代来背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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