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苏莉娜、李莹亮     翻译︱米山春子     编辑︱李莹亮

冲村宪树，196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法学部，毕业后进入科学技术厅工作，历任日本研究开发局长、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长、科学技术振兴局长、官房长、科学审议官等职务，在1999年出任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专任理事及理事长，2001年担任JST理事长，2012年出任JST特别顾问和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下称“CRCC”）高级研究员。2014年，冲村宪树启动了“樱花科技计划”，由JST全额资助中国及亚洲青少年短期访日交流，激发年轻科研人员对科技探索的热情，增进科技交流。据了解，“樱花科技计划”自创立之初至2017年的4年间，总共接收了约19500名年轻学者和青年学生访日，其中有6600人来自中国大陆，计划并从最初邀请中国、印度、东盟15国扩展到亚洲35个国家和地区。创始人冲村宪树获得了2015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及“中国国家政府友谊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非科学家获奖者。

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今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同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并表示，40年来中日关系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既有累累硕果，又有风雨曲折。日本作为中国重要的近邻，自古以来，两国间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交流不断，各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间。值此中日友好关系缔结40周年到来之际，本期《科技与金融》杂志专访了日本国立研究开发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下称“JST”）高级顾问冲村宪树先生，共同探讨中日间科技交流的思路和前景，以及如何增进了解，凝聚共识，一起携手做有意义的事。

Q：请问您所在的中国综合研究交流中心（CRCC），它在科技交流方面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它与JST是什么样的关系？

A：CRCC隶属于JST，是我担任JST理事长期间建立的部门，专门负责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早在创立CRCC之前，JST已经在北京成立了代表处，作为中日交流的一个支点。我们成立CRCC和中国北京代表处，原因是我认为中国对日本的影响非常深远，历史上无论是从文学、经济还是科技来看，都可以说是日本的先驱。而现在中国发展速度惊人，日本虽然已经是发达国家，但经济发展处于停滞阶段，因此从现在开始，日本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我个人认为，如果没有中国，那么日本将来难以生存，所以必须从现在开始做好中日之间科技工作，对我们两国都会有好处。

Q: 据了解，您担任CRCC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理事长期间，开启了一项重要的中日交流项目，资助中国乃至亚洲多国的青年学者和学生，到日本进行短期参观交流，了解日本最尖端的科技，与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零距离交流。您能否具体介绍一下“樱花科技计划”？启动这个交流计划的目的是什么？目前进展如何，以及获得了哪些方面的成效？

A:樱花科技计划启动于2014年，至今已经是第四年了，项目是由JST全额资助中国及亚洲青少年短期访日的科技交流项目，旨在激发年轻科研人员对科技发展的热情，增进亚洲各国与日本的科技交流。樱花科技计划最初只邀请来自中国的青少年，现在已经拓展到亚洲35个国家和地区。从项目之初到今年，我们总共是接受了19500位亚洲年轻学者访问日本，其中有6600人来自中国大陆。

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我认为原因出在日本，因为日本人不了解中国，所以我开启了这个樱花科技计划，目的是让中国的年轻人来到日本，让日本了解中国，从而喜欢上中国。实际上，樱花科技计划的历史背景是当年在发生钓鱼岛事件之后，我们在两个国家分别做了问卷调查，发现9成受访者表示对于对方的国民没有好感，因此我非常担忧中日关系会持续恶化，于是我产生了让中日年轻人进行交流的想法，即樱花科技计划。一开始是计划每年接待10000名中国的年轻人访日，通过他们渐渐修复中日关系。后来日本教育部大臣认为这个计划可以扩大到亚洲其他国家，所以现在每年就有来自35个亚洲国家的7000人访日，同时我们预算也在逐渐增加。由于预算有限，原则上访日行程为一周，但我们也希望在更多预算的情况下，延长访日时间至最长三周。

樱花科技计划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草根交流”，意思是学校或机构之间自己建立联系，自行“结队”，然后通过申请参加计划获得我们的资助。通过这种“草根交流”，促进两国民间自发建立合作关系，参加计划的年轻人原则上不超过40岁，可以从高中生开始，大学或者企业的年轻研究人员都可以参与，4年下来通过樱花科技计划访日的中方机构有400多家，他们和日方的269个机构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

Q：我了解到最近您还组织了一个日本青年科技人员交流团，相当于樱花科技计划的“反向”项目，由中方出资，让日本年轻科技干部来到中国考察和交流。请问这个“反向”项目有何意义？日本青年干部将会到中国哪些地方进行考察？

A：日本的行政干部对中国缺乏了解，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对日本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希望让年轻的干部访问中国，让他们看一看中国的发展。实际上，这项“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启动于2016年，今年已进行到第三年了。前两年规模比较小，今年规模将大大增加，计划分两批共150名日本行政干部和大学科研人员，到中国进行科技访问。这次的中日青年科技人员交流计划由中国科技部出资，相当于樱花计划的“反向”项目。

交流团的人员方面，我们遴选日本的行政干部中最有前途的精英，这些人将来可能身居要职，同时在大学也选择一些年轻的教授，他们将来也会长期从事中日交流。除此之外，我们要求参团人员必须是初次访中，希望他们通过接触和了解，可以喜欢上中国。以往的日本交流人员来了中国之后，看到中国飞速的发展和城市建设，也感到非常吃惊，所以正像我想象的那样，回去之后他们就对中国完全改观。

第一批80人的交流团来到中国以后，首先会先到北京访问，参观中国的最先进的研究所和大学，如中关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让他们对中国科学发展形成一个整体的概念。之后通过与北京的各个部委进行研讨和交流，了解中国的行政部委的工作。北京三天之行后，交流团会兵分两路，40人会到大连，40人来到广东。广东省是我们的首选访问地，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深圳和日本东京的秋叶原已相差无几，包括IT、汽车行业等的创新技术发展非常活跃。

另外，中国无论是国有还是民间的风险投资机构，都积极支持创新创业，这种风气在日本是看不到的。因此我们也希望他们到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取经问道，学习中国多样化的融资方式。

实际上中日关系改善之后，以前从来不说中国好的日本媒体，现在也开始慢慢了解中国的优势，报道较为正面的新闻。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曾遇到过种种难题，我们希望通过交流，学习中国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共同探讨中日之间将来如何携手做有意义的事情。

Q: 在中日科技交流方面，CRCC除了樱花科技计划和日本青年干部考察团之外，日常工作主要还包括什么？

A：CRCC主要的工作是中国科技调研，我们把中国各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做成报告书，推荐给日本的读者。我们主要有一个中国文献的数据库，每年都会更新30万字的文章，宣传中国的科技最新动向。十几年前开始，我们还跟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发中日机器翻译，今年正式上线，其科技文献和专利文件的翻译准确率高达95%-98%，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对长期中日交流非常有帮助。

在信息交流传播方面，我们主要运营两个大型网站，分别叫“客观日本”和“SciencePortal China”，旨在快速地把中日两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传达给对方。“客观日本”即是从客观上介绍日本的意思，网站上不仅有科技、教育的信息，还有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Science Portal China”至今已上线10年，是日本最大的关于中国科技的日语门户网站，涵盖了中国科技、教育的各种最新信息。

除此之外，我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每年会定期举行各式各样的研讨会，让日本人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中国。即使是在2012年中日关系最紧张、中日交流工作进展最困难的时期，我们还是坚持一直做下来了，到现在也做出了品牌。比如说2010年开始举办的“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云集了大批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企业等相关部门，是中日间最大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今年的“中日大学展暨中日大学论坛”就总共有209家中国的大学、64家日本的大学参加展会，吸引了约1500名参会人员。

Q: 最近几年，日本产生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请问是什么原因促成诺贝尔奖获得者密集产生这种现象的，JST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A:我们机构提供很多研究经费资助日本的研究人员。经过我们资金支持的研究人员里面，已经有四位获到诺贝尔奖。同时，我们的樱花科技计划得到了几乎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支持，那么通过这个计划，刚开始年轻人和诺贝尔获奖科学家会进行知识交流，当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之后，有40%的人会再次来到日本，还有很多中日院校建立校际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将来也有开展跨国技术转移的可能性。

冲村宪树先生在接受《科技与金融》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出在日本，因为日本人不了解中国，因此他开启了这个樱花科技计划，目的是让中国的年轻人来到日本，让日本了解中国，从而喜欢上中国。

Q: 战后日本经济腾飞，跻身发达国家，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速度减缓，但科技水平和不少高科技产品和品牌仍然走在世界前列。近年来日本政府大力改革，出台各种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您认为这些政策成效如何？

A: 日本当然也会有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但成效并不如想象中的理想。最近双方领导人开始增加互访，相信中日关系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中日关系改善的情况下，我认为将来两国之间的科技交流机会更多，日本在一些领先中国的领域中，也非常愿意与中国继续合作。

Q: 请问JST在帮助日本的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什么作用？

A:JST在科技服务中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把所有日本的大学研发结果都集中到一个数据库里，这个数据库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也就是服务于各种企业，包括大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他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数据库里，找到所需要的研究成果。如果企业认为某一项研究成果适合他们商业化，我们会提供帮助，促进成果转化。我们数据库带有公益性质，一切都是向社会公开的。比如获得诺贝尔奖的蓝色发光二极管，JST也是支持他们从基础研究一直到产业化，整个过程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在数据库里找到。日本的创新创业也都是以公开的形式进行，没有人会自己偷着做。另外，JST注重产学研结合，从科技成果研发到产业，对整个创新系统各部分进行有效连接。

Q: 在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初创科技企业方面，政府和企业提供怎样的服务？

A:日本只有一些比较小型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培育初创企业的机构，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鼓励全民创新创业，几乎是一种国民运动。中国这方面做得已经很好了，向日本学习的话几乎没有什么可能性。比如说上次小鹏汽车的老总跟我见面，他自己以前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现在自己创业做电动车，并且获得了阿里巴巴的几十亿投资。这种事情在日本很难想象，日本人喜欢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一直为一家大企业贡献自己一点力量。再譬如说在日本申请专利，因为日本对专利申请的要求非常严格，专利数越来越少，相反中国鼓励大家申请专利，也有政策上的支持，所以我认为中国的专利制度也比日本好。

Q: 日本的初创科技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是什么？有哪些融资渠道？

A:日本的初创企业主要是通过银行融资，日本并没有形成大企业为初创企业投资的风气。人们如果想自己创立一家公司的话，就只有去到银行贷款，银行有一些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服务。而政府方面，融资渠道更是几乎没有。

中国有很多风险投资机构为初创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但在日本风险投资机构不多，投资活动也相当不活跃。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我认为中国做得非常好，中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支持创业的政策。

Q: 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了“工匠精神”这一词汇，谈到“工匠精神”，很多人都会联想到日本，工匠精神经过几百年的传承，对工艺、技术极致的追求，甚至已经演变为日本人的素质。您如何形容日本人的“工匠精神”？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中，是什么因素成就了这样的“工匠精神”？

A: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存在观念上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说中国很多的大企业的前身就是国有企业，但是在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大企业，都是从一家一户的小作坊、小企业开始起步的，所以说日本的中小企业是支撑经济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日本的工匠，他们的手艺是从手工作坊开始一点一滴积累起来，比如说一名做刀的工匠，他一辈子就潜心研究怎么能够做好一把刀，这样的一个小作坊会一直延续好几代人，这是日本人一直以来的观念和坚持。

Q: 您一直致力于促进中日间科技交流，那么根据您的经验，日本科研机构、企业乃至政府，对中国科技发展现状是否了解？他们对中日间科技交流合作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如何增进相互的了解？

A:我个人对中国的科技计划比较了解，中国自建国以来，到如今已经是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了，也就是说中国一直都有科技发展体系的整体规划。然而，普通日本国民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对中国的科技体系更是如此，这也是一个现实情况。所以每当我在日本各处进行演讲的时候，都会强调说希望日本多学习一些中国做得好的地方。中国在这种规模较大的科技体系支撑下，科技水平得到很大的提升，比如说桥梁、高速公路、高铁、飞机等交通和基础设施，以及AI、机器人等新兴技术都在飞速地发展。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很快在科技的多个领域超越日本。

日本人需要从现在开始了解中国，记得中日刚开始建交的时期，80%的日本国民对中国非常有好感，但后来中日关系几经波折，甚至前几年一度处于冰点，所幸最近开始回暖。将来日本人也会逐渐地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认识到中国不管从产业上还是技术上来看，都将会成为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这是一种不可阻止的趋势。因此，做好中日交流是我们双方的责任，也是双方必须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

Q: 那么中日之间，在哪些科技领域有比较广阔的互利合作空间？在哪些领域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A: 一方面，中日之间的合作领域非常多，比如说现在很多日本的大学都有中国留学生，日本企业在中国设厂，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融合。另一方面，中日之间确实也在某些领域上存在竞争，如汽车制造业、高速铁路等，日本在这些领域里面暂时走在中国前面，但是从最近几年中国的发展上来看，双方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

但无论如何，两国间互相融合都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很难说得清楚哪一部分是竞争，哪一部分是合作。日本的工业原材料需要依赖从中国进口。另外，中国制造业的技术也越来越先进，所以中国的发展必然会为日本带来许多好处。没有中国的发展，也就没有日本的发展，合作将是中日关系的一条必经之路。

Q: 您对中国科技发展状况有深入了解和研究，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的科技创新水平？对中国未来的科技发展，您有何建言？

A: 在我多年的经验中，发现日本和中国的大学对于科研目的存在不少观念上的差别，比如说中国的大学不光是教育和科研，还要求为社会做贡献。反观日本则从来不强调科研人员要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们实际上，比中国的科研人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基础研究。虽然可以专心研究，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日本的研究人员不太愿意与产业进行合作，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企业，不喜欢跟企业一起搞研究。但是中国的科学家不同，他们对产学合作持开放态度，认同大学必须为社会做贡献，所以在科研成果产业化方面，中国做得比日本好。

最后我认为，现在中国在超算、核电站、航空、公路、桥梁等领域的发展程度，已经基本上可以说和日本水平相当，有些甚至已经超过日本。但是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日本之所以诞生了这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原因在于日本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以及追求真理的精神。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坚持对真理的探索，这样中国的创新创业会做得越来越好。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2018年6月刊，如需转载请与编辑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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