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吴汉荣   译文︱李莹亮   编辑︱苏莉娜

加拿大一直是科技与创新领域的先锋。作为七国集团之一，加拿大的创新能力一直稳居世界顶级水平。2017-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加拿大名列全球第14位，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和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虽然只有世界人口总数的0.5%，加拿大却一直占全球知识总数的四分之一，人均学术论文数量领先七国集团。根据2014年IMD世界人才报告管理发展研究所的数据，加拿大是二十国集团中人才竞争力排名第二的国家。

加拿大为研究和创新提供了一个优良的环境，包括财政激励措施、支持计划和鼓励国内创新和国际合作的各种机制。为了提升科技与创新在联邦政府中的重要性，加拿大联邦政府创立了科学部长的新职位，还设立了一个新的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为政府提供建议，使公众更容易获得政府研究。

卡米尔·S.加布里埃尔博士，现任安大略理工大学（Universityof Ontari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工程和应用科学教授，也是该校的首任教务长和创始人之一。他是加拿大工程院院士，科学、社会和政策研究院高级院士，拥有加拿大马尼托巴大学的机械工程博士和亚历山大大学的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他致力于创新教育和创新生态的研究，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创新政策的积极推动者。

加布里埃尔教授于2009年-2010年成为加拿大安大略省研究和创新厅的第一个科学顾问，并出任分管研究的副厅长。任职期间，他专注于创新战略和政策的建立。2015年底，加布里埃尔教授根据多年推动全球创新生态发展和政策的经验，撰写《创新的解剖》一书，用通俗易懂的比喻描绘创新生态的各大组成要素及其职能，并提出构建创新社区的概念。2017年5月，《创新的解剖》的中文版正式在国内出版发行。

今年11月加布里埃尔教授到访西安参加国际会议之际，本刊约访了他，就如何构建政产学研资有效互动的创新生态进行深入对话。

Q：《科技与金融》主编吴汉荣

A：卡米尔·S.加布里埃尔教授

Q：您参与创立的安大略理工大学是一所非常年轻的高校，您的办校理念是什么呢？学校如何融入和促进安大略省的创新生态系统？

A：安大略省是加拿大最大的省份，多伦多则是技术和创新中心。安大略理工大学依照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模式建校，所有课程都是为满足区域市场需要而设计的。首先，大学与当地社区的互动至关重要。研究必须是植根本地、自下而上的。所以说选择恰当地点是建立理工大学的头等大事。

第二，在区域内要有创新的领头人，把各部分连接起来。我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担任了5年半分管研究的副校长，并建立了与当地社区和产业直接联系的研究实体。能源行业是重要的地方产业之一，也是我的研究领域，因此我能与业界建立强大的联系。作为研究人员，我们必须满足行业的需要，而不是只顾发表论文。2005年成立的达勒姆战略能源联盟（Durham Strategic Energy Alliance），是我与当地市政府官员、大型能源企业人员联合创立的战略联盟，帮助达勒姆区域在能源领域成为北美的领先地区。我们邀请科研人员每个月定期与能源企业高管开会，聆听产业领域存在的问题，讨论他们的研究能否帮助解决问题，推动产业发展，而不是任由研究人员夸夸其谈。

Q：科学家是创新政策的利益相关者，但他们通常不参与决策过程。您担任政府的研究和创新助理副厅长时，是否对此做出了改变？

A：是的，可以说是巨大的改变。政府在支持大学的研究领域非常重视我的建议。毫无疑问，活跃于政府的学者有助于为学术界发声，帮助政府明确重要研究领域，缩短冗长的资助过程。我认为这是一个有效帮助开展卓越研究的最好机制。

2009-2010年间，安大略省政府邀请我参与成立一个新的研究和创新厅，担任助理副厅长和科学顾问。在此期间，我建立了一个创新政策小组，帮助政府挑选适合当地政策的融资项目。我负责的安大略省研究基金（Ontario Research Fund），每年提供近3亿加元来资助安大略省多所高校的研发项目。该基金有两个分支：一个是支持优秀的研究项目，另一个是支持研究基础设施建设。优秀研究项目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科技领先，二是要有助于安大略省经济发展。我们希望研究人员认识到，即便你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成果，但如果无法转化为安大略省的经济利益，基金还是不予资助的。

我们的研究是市场驱动的，应优先满足安大略省的研发需求。在审核研究商业计划书时，既有研究人员，还包括行业专家。这些项目不仅涉及技术，同时也要顾及社会影响和效益，如减少贫困与流浪者、打击犯罪等。另外，我们资助的研究必须面向安大略省，起码主要研究人员必须来自本省，我们不资助其他省的研究。

Q：广东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政府基金支持本地企业与全国各地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而且项目必须有利于广东的创业创新。您能告诉我们一些安大略省的创新情况吗？

A：安大略省的创新正在蓬勃发展，通过创建新的研究与创新厅，对创新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正如我在《创新的解剖》书中阐述的那样，创新的构成要素中，不仅要有创新的头脑、心脏和手，而且要有创新的腿和脚，即创新中介机构，其主要功能就是在企业家和市场间架起桥梁。

安大略省有不少优秀的创新中介机构，其中一个范例是安大略卓越中心（OntarioCenter of Excellence，下称OCE）。OCE代表安大略省政府提供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和创业者，在多伦多、渥太华、汉密尔顿等主要城市设有办事处。政府提供资金，由OCE负责开展竞争选拔，遴选关键领域的研发项目。目前在OCE基金支持的许多项目中，其中一个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GHG Reduction Technology），以减轻温室效应，促进清洁能源和运输。另一个项目称为VIP（VoucherInnovation Program，即创新券计划），企业和大学研究人员合作以获得创新券，促使技术走出实验室投入市场。OCE代表政府进行投资，注资规模与产业投资或非现金投入相匹配。

OCE基金旗下还设有一个风险投资机构（Venture Capital，下称VC），风投基金由安大略省政府的一家独立公司经营，创业者可以直接在那里申请贷款。它进一步帮助安大略省政府选择符合本省发展需求的项目，进行投资及技术推广。例如向温室气体减排领域投资7000万加元，精神健康领域则向精神与大脑研究所提供种子投资5000万加元，还有清洁运输、人工智能等不同领域，包括今年建立的一家名为Victor的人工智能研究所。安大略省正在建设一个大型创新社区，并且做得相当好。

Q：OCE在连接创新生态系统的所有要素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公共机构，请问它的资金除了政府还有其他来源吗？

A：OCE运作经费来自安大略省政府。虽然它得到了政府资金上的支持，但每年要向政府汇报工作。它是完全独立的机构，由首席执行官管理，并向产业、学界、银行及投资机构组成的理事会报告。

其他资金来源方面，OCE在去年年度报告中提到，它从政府资金每获得一块钱，都能吸引来自行业和民间6倍的配套投资，也就是大约是1:6的比例。

Q：这么说来，OCE的职责是负责连接创新社区各方组成元素的。

A：说的没错，OCE在安大略省主要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如多伦多、渥太华、汉密尔顿的麦克马斯特大学里都有设点。办事处有业务人员对接大学与企业，比如说，他们定期会来到安大略理工大学与教研人员开会。

Q：政府基金通常用于支持研发，而科研成果商业化过程中，企业通常需要天使基金和VC等。加拿大是否有成功的VC案例？

A：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如政府支持的OCE旗下实际上也有VC，他们也在政府内部设立了支持早期投资的机构。除此以外，他们也寻求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例如，当中国代表团访问加拿大时，OCE会安排代表团和研究与创新厅长进行会晤，以促进国际融资合作。这只是省级的，创业者同样可以从联邦机构获得资金。联邦政府为研究人员提供许多机会来申请早期阶段的资金和研发基金，包括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工业研究援助计划IRAP（Industry Research Assistance Program），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创业者可以从省级机构获得融资，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到联邦政府申请额外资金。

Q：实际上，政府不可能为初创企业提供所有资金，它们需要有其他的资金来源来把项目带到市场上。在商业化过程中，民间资本是否在加拿大发挥积极作用？

A：其实不然。与美国相比，加拿大的民间资本少得多，因为加拿大人对投资非常保守，而美国投资者则更愿意承担风险。虽然近年来加拿大的民间投资有所增长，但总体上仍然难以获得。

Q：这与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政府的基金通常不会单独运作，往往是以“母基金”的形式，以一定的比例注入产业投资基金，从而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上次我访问安大略省期间，遇到了一些来自中国的VC投资人，他们在加拿大设立了分支机构，您对他们融入当地创新体系有何建议？

A：虽然我并不是很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但是据我所知，中国投资者喜欢收购我们的技术，或者取得超过50%的公司股权，以谋求对公司完全控制，但加拿大人一般会避开这种投资方式。

安大略省政府内有一个负责促进中加合作的办公室。我了解到，中国也有相应的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科技合作。近两年来，我接触了一个来自中国南通的民营机构并与之合作。它们由南通海归学者发起，活跃于美国的硅谷、波士顿、芝加哥和加拿大等地，鼓励在北美创业的中国企业家将业务拓展到中国，或与中国的企业开展技术合作。

Q：我还了解到现在一些中国公司正寻求在安大略省设立研究中心。您认为他们应该如何利用当地资源和创新生态系统？合作过程中应规避哪些方面的障碍？

A：我认识一个滑铁卢大学的加拿大籍华人，他与来自中国的投资人一起建立了实验室，他们也打算在中国的大学里设立相应的实验室。虽然我不了解它们的商业模式，但无论是加拿大或是美国的研究人员，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技术离开国家，或在国外进行商业化。

但是，知识产权归属问题仍存在不少法律难题。我认为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合资，双方明确知识产权所有权，或者将技术许可给中国的合作伙伴。以我为例，我们的氢研究技术非常先进，我们有一个大型氢气实验室，生产氢气同时不释放二氧化碳，江苏如皋对我们的技术非常感兴趣。我们可以将技术许可给他们, 并继续推进技术研发, 或者我们可以建立一家合资公司。因此，中国投资者要想在北美取得成功，一切都必须从一开始就清楚明晰。

Q：我同意。事实上，我们中心每年都会接待加拿大的创业企业家，寻找来自中国的合作伙伴或投资者。我总是提醒他们在寻求合作之前，妥善处理技术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既然两国的初创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有合作的需求，那么在您看来，他们应如何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A：一个双赢的局面必须给所有参与方带来价值。正如我之前所讲，要取得51%的公司份额并不现实，而我认为推动技术进步，最有效的方法是科学家与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您是指研发阶段的科学家合作吗？到达商业化阶段时，是否应该让产业参与进来？）到此阶段，科学家就应该让商业中介人参与。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家作为技术拥有者，必须充分参与商业化过程。当其他机构试图利用他们的技术并把他们排除在外时，科学家会变得很犹豫，这就变成挡在商业化前面的路障，因为科学家对自己的技术非常敏感和保护。所以就需要有优质的商业服务机构参与进来，帮助科学家们完善商业计划、明晰知识产权的归属，才能有利于参与商业化的各方。

通常来说，科学家对帮助他们在更高层次上进行研究的额外资金非常感兴趣，并用于聘请高端人才和完善研究设施。例如，我在日本看到了一个很好的模式：日本东北大学有一栋名为 NICHe（New Industry Creation HatcheryCenter，即新工业创造孵化中心）的大楼，拥有先进的实验室和高级通讯和互联网设备。来到NICHe的都是一些相当接近商业化的项目，孵化中心主要帮助科研成果转化为适销产品。

Q：中国有很多风投基金，但有时投资者抱怨说很难找到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但另一方面，初创企业觉得融资困难。请问加拿大是否存在类似情况？

A：这种情况在全球范围里都普遍存在，除非产品的技术成熟，否则投资者是非常不愿意花钱的。但要知道，产品从前期概念阶段转化为商品，需要很多钱来制作模型、做大量测试、数据收集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死亡谷”。即使在硅谷，创业的成功率也只有10%。

为帮助创业者的项目走向市场，加拿大联邦政府设立了“一站式服务”，帮助创业者省时省力省心地将项目推向市场。“一站式服务”里有申请资金整套流程的资料，创业者在那里可以找到要填写的表格和联系方式，更关键的是，这里还能帮助他们制定商业计划。

以我15年的研究经验来看，仅有9-10%的高校研究人员和教授有兴趣成为企业家。很多人都只愿意发表论文、埋头研究，或是参加会议、发表科研成果来成名。虽然只有少数的科研人员愿意创业，但帮助他们进入下一阶段仍然非常重要。

Q：在加拿大，科研机构或大学的大部分技术最终是由发明者自己进行商业化，还是把技术转移给产业进行应用？

A：加拿大的知识产权法律与美国完全不同。美国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规定，所有联邦政府研究经费资助的大学都能保留知识产权。但在加拿大，每所大学可以自由选择，如滑铁卢大学、卡尔加里大学，发明者可以完全拥有其成果的知识产权。他们也可以选择让大学来支付申请专利的费用，那么大学和发明者就共同拥有专利收益。我所在的安大略理工大学就是由大学和发明者共同拥有知识产权。 

我认为如何合理分配知识产权非常重要，因为当其完全归大学或发明者所有时，产业界将失去与科研机构合作的动力。据我了解，今年10月底加拿大政府已进行公众咨询，目的是制定全国统一的知识产权政策。

Q：据了解，多数加拿大的大学都有技术转移办公室（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下称TTO），帮助大学的技术进行商业化。请问他们所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成效如何？

A：TTO最重要的任务是在科研机构和业界之间建立联系，扮演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对话、交流访问等的中介角色，就像“媒人”一样。

但是TTO往往由大学聘请人员，隶属于学校的研究服务办公室。许多技术转移专员没有接受过商业培训，不会制定商业计划。因此我认为，技术转移的工作必须由商业人士来完成。另外还有激励政策的问题，技术转移专员领的是大学的薪水，而不是丰厚的佣金。事实上，由于效率低下，许多大学已经不再开设TTO。

在大学里，TTO是自内向外的推动力。而真正有效的创新应该是由市场驱动，也就是由外往内的拉动力，以产业需求来促进科研。所以我建议，聚焦产业需求进行技术转移，就跟卢森堡、芬兰和瑞典一样，虽然他们的TTO附属于大学，但技术转移是按照商业机构的模式来运作的。这种模式已在当地获得巨大成功。

Q：在《创新的解剖》一书中，您的一个主要论点是建立一个包括研究机构、行业和政府的创新社区。政府在打造创新社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政府作为公权力机构，其行为应有一定的限制，也存在与市场的合理边界。您认为政府在推动创新时应该起主导作用，还是让市场机制自由调节？

A：政府在创新社区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不是主导角色，而是作为推手，比如为初创企业提供起步资金。同时，政府应该鼓励初期阶段的民间投资。民间投资者一般不愿意冒险，政府可以带头采购新技术产品，像美国政府就成为了国内新技术产品最有力的采购商。

正如之前所说，政府无需干预和控制OCE的运作，因为这反而会限制创业者。他们更喜欢无拘无束地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工作，就像“谷歌模式”那种环境。

Q：近年来双创政策下，中国涌现大量孵化器项目，它们在促进技术商业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请问安大略省是否有成功的孵化器？

A：在北美，用孵化器模式去实现成果转化已经不是很普遍了，我们正在摆脱孵化器这个说法。现在最流行的是开放创新模式，也就是在一个开放空间里让创业者进行广泛互动和交流。我们在多伦多有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叫MaRS，虽然它也有孵化器，但更像是一个开放空间和孵化器的结合体。

加拿大很多大学现在都更倾向于采用开放的创客空间，如瑞尔森大学的DMZ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学生企业家项目。安大略理工大学也有一个创客项目叫“Brilliant Program”，鼓励学生互动，交流创新想法，并在市场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创业。

Q：开放创新模式与孵化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A：孵化器是一小群人致力于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把成果从不成熟逐步完善推向市场，其最大的问题是局限性，没有机会让创业者与其他学科的人交流合作。相反，开放创新模式（或创客空间）是在一个开放空间里面，让工程师们能够与商界人士、律师、决策者等不同背景的人跨界交流，这正是硅谷模式成功的原因之一。

开放性与跨界交流是创业者更快走向成功的关键，而孵化器没有机会让创业者家与不同学科、不同背景的人合作，限制性大，人与人之间几乎没有互动。所以说，孵化器这个概念在北美已经过时了。

Q：中国有很多成功的加速器，请问加拿大有吗？

A:有，比如在滑铁卢大学，有一个叫做“Speed”的加速器项目，做得比较有成效，因为他们同样促进商界人士与创业者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加速技术走向市场的过程。Speed项目成功地使当地经济融入创新加速的新浪潮中。

Q：最后，您认为媒体可以成为创新生态系统的一员吗？他们的角色是什么？您希望向公众传达什么信息？

A：媒体在创新生态系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必须这么做。人们都喜欢听故事，故事的影响远比发表论文或学术文章大得多，原因是科学对公众来说通常是索然无味的。媒体可以把企业家精神这个抽象概念，转化成一个个公众能够理解的成功故事。

我想向社会传递一个信息，科学是令人兴奋的，技术是未来的关键。没有创新，国家不会成功。尤其对于中国来说，中国过去严重依赖廉价的产品制造，但是现在的消费者非常精明，他们想要高质量的产品。这就是中国急需创新的地方。我每次访问中国时都希望传递这样的信息：中国必须非常认真地对待创新，而我也非常高兴看到，习近平主席在他每次演讲当中都提出中国要推进创新。

（程翔、徐伟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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