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琼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主编

采编丨李慧 文丨何静怡 

 校对丨吴政希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绿色低碳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自2020年我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后，“双碳”连续三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我国要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发展循环经济。

绿色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金融部门在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经济低碳转型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中，ESG投资更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双碳”目标为金融行业带来哪些机遇？投资机构在ESG投资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企业要如何兼顾投资收益与社会价值？

针对这些问题，本期《科技与金融》采访了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主编吴琼。

投资需求倒逼企业重视ESG信息披露

由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

在“双碳”目标下，国家出台了“1+N”系列政策，不少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各自的“碳中和”规划，对低碳项目的扶持政策力度和广度都比以往更大。这在吴琼看来，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和扩容、绿色低碳活动的财政补贴与减税政策、各类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的金融激励，到能源、建筑、交通和工业等各行业精准支持的政策，都将降低标的的绿色溢价、提升相关领域投资积极性，从而带来大量绿色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银行考核机制，绿色项目担保和贴息等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机构绿色业务的回报。在这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绿色金融市场将继续蓬勃发展。

去年4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投资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在投资者关系管理的沟通内容中首次纳入“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ESG）”。吴琼认为，纳入ESG信息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这个调整进一步增加和丰富了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内容及方式。

从机构投资者角度看，ESG信息不仅是企业经营状况的一部分，更是其可持续发展潜力的重要指向标，将对投资者在决策中更多地考量ESG因素产生正面影响。在市场整体推动下，ESG表现好的标的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溢价，ESG表现差的则可能面临减值风险。

“官方文件的纳入，不仅是提醒市场关注的权威信号，也为投资者获取这些信息提供了法律支持。投资者对高质量ESG信息的决策需求，将倒逼企业重视ESG信息披露与沟通。”她说。

ESG投资要注重投前投后管理

ESG投资的效用程度主要体现在ESG因素在投资决策中的影响力。从国际上各类领先的资产管理公司实践经验看，首先要研究制定投资标的ESG评估筛选方法，而指引ESG因素纳入决策的具体方式主要体现在投前和投后两个环节。

在投前，资管公司根据负面清单对比排除，识别标的在所属行业重点ESG议题上的表现，并结合基本面进行综合评估；在投后，资管公司每年开展对被投企业的ESG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积极行使股东权利。

吴琼指出，投资机构参与ESG投资应当从意愿和能力两方面做好准备。

首先要把ESG理念融入企业战略规划，从治理结构、业务规划、决策流程、风险管理等各方面设立机制准则，保障战略落实。具体执行中，可以参考气候变化 机构投资者团体（IIGCC）的一些建议，在资产配置上，运用情景分析充分评估标的气候风险与机遇，并基于净零排放路径的投资轨迹，设定大类资产投资比重；在具体指标上，除碳密度外，还可以设定化石燃料敞口、零排放资产比重、可持续资产比重等前瞻性指标。

投后管理中，投资机构需要充分利用质询权、表决权等，基于被投企业的ESG表现，逐步优化资产组合。但这些都需要投资机构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如通过引入专业人士和内部培养两种途径构建ESG投资团队。

在目前的业务实践中，投资机构普遍关注ESG/绿色投资并着手开展研究，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ESG信息与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评估方法与工具等制约。对此，吴琼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ESG信息披露与评级的操作指南，另一方面是信息披露强制性不够。

要解决这一问题，她建议监管机构要加强协调，提高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明确ESG产品的界定标准，确定基本的披露框架。

她说，“要实现强制披露ESG信息，一是需要较为统一清晰的指标框架；二是要明确强制披露的节奏与范围，充分考虑ESG信息对不同行业的重要性与执行成本。”

吴琼坦言，强制披露ESG信息，短期内可能给资本市场带来一定的人力物力压力，但从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角度看，将带来长远利益，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维持金融稳定。

从机构投资者角度看，这一举动将解决ESG信息获取难、良莠不齐、可比性差等基础问题，极大降低实操中数据处理与清洗的难度。“该措施的落地，很难一蹴而就，可在系统规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急重先行、循序渐进。而作为企业，当务之急是要引入专才，强化相关培训，构建专业人才梯队。”

投融机构要在业务中逐步融入ESG要素

ESG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其投资盈利性的质疑。比如去年，美国ESG基金表现惨淡，相反传统化石能源板块却获得高额投资回报。那么，ESG投资该如何兼顾投资回报与社会价值呢？

吴琼透露，资本市场的盈利性通常具有长期性和偶然性，现在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业界，ESG投资的盈利性仍是研究与争论的核心之一。她解释，ESG投资的定义本身就兼顾投资回报与社会价值，但怎样落实是对投资者的较大考验。

一方面，需要创造稳定甚至超额收益来维持机构运转和扩张；另一方面，要根据市场情况，动态调整ESG投资占比来践行机构社会责任。

“如果把它提升到战略层面，首先就要有明确的战略指引，同时监控战略韧性并实时调整。目前ESG体系内指标框架、产品边界、资产配比等各有差异，直接从数据口径上就影响了可比性。”

在“汹涌澎湃”的绿色经济新浪潮下，各类投资机构、承销机构和证券发行主体都面临着公司治理、能力建设和自身业务“碳中和”等任务。吴琼建议，这几类机构可在各管理层级中设立专门的绿色转型管理职能和岗位，积极参与可持续投资相关理论与实践研究，特别是气候风险量化、识别与管理等领域，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绿色业务团队；同时，对自身运营和业务进行碳核算，制定措施降低碳排放。

具体来说，投资机构可以设立专门的ESG产品，或者在现有业务中逐步融入ESG要素，通过这些途径推广ESG理念，强化自身的非财务信息披露，利用股东权利来敦促被投企业提升ESG表现。

承销机构则可以通过其在投融资活动中的特殊角色发挥影响力，如推动绿色债券的发行和市场价格的建立，扩大绿色债券的市场份额；发掘更多样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及投资机遇，引入更多国际机构到我国发行绿色熊猫债；在并购与上市融资业务中引导市场实现参考ESG表现的差异化定价，为ESG较差的客户设定负面清单；在投研领域强化分析师在气候风险、ESG评级等领域的能力建设，为客户提供可靠的数据与建议。

她特别提醒，对于发行主体，则需要特别注意资金用途的规范使用、绿色转型的规划和实践。

在谈及监管部门要如何在制度规则和能力建设方面引导资本市场发挥产业绿色转型的关键作用时，吴琼认为可以从六个方面着手：

• 一是逐步完善法律法规，推动非财务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推行通俗易懂、适用可比的框架指南；

• 二是增强对绿色低碳企业上市发行的包容度，并丰富工具来支持上市公司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 三是完善统一绿色债券披露标准、资金用途和第三方认证的规范；

• 四是将绿色低碳转型表现纳入券商评级，激励机构在相关领域展业；

• 五是组织信息披露、绿色投资等相关培训、研讨，加强能力建设；

• 六是积极与国际监管合作，参与标准制定等相关工作，提升我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各方正稳步迈向低碳发展转型新时代，共同绘就绿色高质量发展新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