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余乐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图︱由作者提供

“十四五”已开局，党中央在指导方针上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和数字化变革催生新的发展动能，在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据安全合作，为科技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在借鉴认知“硅谷革命”所代表的数字化发展的经济社会价值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研讨为更好地打造一批数字化企业平台，提出以政策优化支持我国数字化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关键要领。

“硅谷革命”启示的数字化发展

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经济之所以呈现持续繁荣而彻底告别早先于70年代形成的“滞胀”威胁，追本溯源，最为至关重要的新动力来源，是以硅谷（Silicon Valley）为代表性策源地的信息技术革命所推动的数字化发展，这一现象的创造主体，是为硅谷的若干“互联网+”创新创业团队形成的数字化企业平台。

（一）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领军者的硅谷革命

不同时期硅谷典型的数字化企业平台的产业发展以及其经济社会价值表现，如表1所示。自1957年始，从生产扩散型硅晶体管的仙童半导体公司到如今数以千计“玲琅满目”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历经70余年，每5年至8年，就会有某些数字化企业平台发生颠覆性的技术迭代、并在其后惠及全球。

表1 不同时期美国硅谷典型数字化企业平台

业态特征及其价值具体表现

聚焦业态，从专注于半导体设备生产到各类计算机硬件、软件的开发，再到互联网技术应用，发展至今的移动通信、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和万物互联，这一系列技术创新浪潮的每一次推动，都引领全球新业态。

硅谷引领的人类社会新技术革命和其数字化企业平台的经济社会价值，已“普惠”全球，深远地改变全世界几十亿人的生产、生活方式：从硅晶圆生产引集成电路产品供给显著增加，到以替代电磁线圈储存器的储存芯片研发，再到微型计算机的推广普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发展至今天几乎人手一部具有移动通信、移动支付、移动商务、移动社交等功能的智能手机式终端产品。

（二）数字化发展规律的初步总结

考察分析不同时期硅谷典型数字化企业平台所引致的经济社会价值演变，可初步归纳实践层面以数字化企业平台为领军者的“数字化发展”带出的经济社会价值变迁规律：

第一，制度环境与科技创新形成的“天时、地利、人和”，以“偶然性”开辟了“科技第一生产力”乘数效应的供给创新“必然性”之路。

信息技术领域突破性的“新技术革命”，带来人类社会自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而改变全球面貌，看似偶然地肇源于硅谷，实则必然地植根于助益创新的美国加州制度环境与斯坦福校园区创新文化的风云际会。

自“半导体”概念受到重视之后，西方的美国、欧洲和东方的日本，都有一系列的努力寻求其大发展，但硅谷模式的捷足先登和引领潮流，却值得以其与日本筑波模式的异同来加以认识：最为宽松的学术自由、思想解放的创新文化，结合开明、宽容的政府高标准法治化营商创业环境，以及并不刻意表述的官方“产业政策”润物细无声地与民间“风投、创投、天使投”的金融力量呼应地合成“大胆试错”的支持机制，美国比日本明显地更胜一筹，得以造就其硅谷神话。

这么一块弹丸之地，在1998年形成的产值，就相当于当年中国全国GDP的四分之一。

硅谷实现的供给侧创新，雄辩地证明了科技创新以“第一生产力”的乘数放大效应形成“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实现人类社会“阶跃”式发展的巨大力量，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中所概括总结的“革命性力量”。数字化时代硅谷经验的总结与借鉴，显然对于寻求通过超常规发展“大踏步赶上时代”而“和平崛起”的中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信息革命具有“先解构、后建构”递进式技术创新特征，即硅谷技术创新是以迭代式“颠覆式创新”为特征的“阶跃”发展。

具体来看，旧的技术结构被“解构”，新的技术结构“重新建构”，新技术的创造不限于旧技术缺陷的补充研发，而是可以发展出全新的原创式技术，迅速经过新旧技术并存的时期，在随之而来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广泛应用的独创性新技术最终超越旧技术，实现技术创新迭代。

这种技术创新所对应的价值，无论是价值概念外延的边界拓展，还是价值概念内涵的纵深发展，都是于实践层面推进了价值本身广度、深度的再开发。

从广度上来看，半导体思路上创造的“硅晶圆”，引发了电子产品整个产业链的革新与丰富，使得人类生产、生活工具使用价值极大丰富，又开发出边际效用递增的商业产品载体（“流量”）；从深度上来看，技术创新可更充分挖掘新产品的“剩余价值”，并且这类剩余价值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如“互联网+”，进而表现为广为人民群众受益的社会价值。

第三，“大小包容”的产业生态圈协同发展，即科技巨头与初创科技小企业的包容发展，形成了闭合式高新科技产业生态圈，并最终惠及全球产业链。

相比传统工业呈现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硅谷所形成的闭合产业生态圈的边际效用是递增的，究其原因，一方面就人力资本而言，硅谷包容开放的制度环境促进了大公司中不断有部分人员离职后开创属于自己的小公司，人力资本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在新的公司中得以充分激活并继续发挥扩散效应；另一方面就经营业务而言，硅谷聚集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技术领域产业链的多数公司，自由竞争的环境使得公司之间既是竞争关系，又是合作关系，大公司专注于已有技术的再开发，小公司聚焦于更为新颖的技术探索，尽管现阶段硅谷仍呈现出某种“大鱼吃小鱼”式的“寡头垄断”，即小公司最终为大公司所收购，但总体来看，两类创新的交织，进一步催化了硅谷企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力，形成了产业协同发展趋势。

（三）重要启示：“数字化发展”所带出的经济社会价值

由表1所示，可知相比传统企业平台，数字化发展时期硅谷模式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带来了价值层面突破性的升级发展。基于经济社会视角，归纳式比较传统企业平台与数字化企业平台的价值要点，可总结出数字化企业平台所带出的“共性”经济社会价值（如表2所示）：在搭建的信息联通的基础设施上，以信息匹配基本功能作为定位，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必要的基础技术作为支撑，创新地促成各类交易、服务、管理、数字物流等等功能的实现，提供生态圈化的单一接口、在实现多元化功能中能够对接海量的供给主体与消费市场，使供需双方便捷地进行信息匹配和价值交换，综合性地降低社会交易费用，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表2 传统企业平台与数字化企业平台

的价值要点比较

从数字化平台看“建设数字中国”

的战略支点

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通过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涉及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维度的百姓生产、生活方式与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和绩效提升。

顾名思义，建设数字中国，即在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多个层面实现数字化发展，以此推动人民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治理的变革。

比如，发生新冠疫情以来，我国政府充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和大数据，精准管控、科学遏制疫情发展，以移动大数据为基础的手机健康码，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成为有效降低公共空间中人群感染风险的有效方式。

回顾我国数字化发展进程，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时代，以巨大的人口红利、市场潜力和改革赋能优势，对接全球互联网产业链需求端，历经计算机技术模仿、追赶阶段，依托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商品门类齐全以及产业链完整等极富潜力的禀赋与条件，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终于诞生了一批颇具战略支点特征的数字化企业平台，由此培育出中国特色的数字化发展新业态。

如表3所示，我国典型的数字化企业平台，可根据其业态的主要技术依托，大致将之分为两类：其一是以网络算法、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建的数字基础设施，代表企业包括京东等；其二是以不断升级迭代的信息传输等移动通讯技术为依托的万物互通生态圈，代表企业包括华为等。

表3 我国典型数字化企业平台业态特征

结合表3，在经济学视角下，试提炼我国颇具战略支点特征的数字化企业平台的意义：

第一，数据纳入生产要素范畴后引发供给侧创新。

京东、当当网等电商企业平台基于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构建的数字基础设施，拥有海量数据，进一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善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的不对称问题导致的生产结构扭曲，有望更有效地改善供给侧，又可以依托大数据的物理特征更精准地、个性化地反映产品和服务需求。（未完，完整内容，请订阅杂志。）

编辑|李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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