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如何积极推进ESG实践,提升企业价值?
文丨李慧 校对丨吴政希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是一种关注企业环境、社会、治理绩效的投资理念和企业评价标准。自国家提出“双碳”目标后,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将ESG纳入投资决策,引导资源和资金进入低碳转型的企业以及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相关行业,进一步助推企业更好践行ESG理念,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明确了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报告中,既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又强调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E);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又包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长期发展目标(S);既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等企业治理要求,又强调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G)。企业作为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愿景转化为具体行动的微观主体,将ESG理念进一步融入企业的经营管理的全过程,有助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中国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根本遵循。中国企业在建立健全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过程中,应如何积极推进ESG实践,提升企业价值?这将是每一家企业的必答命题。
中国特色ESG生态持续完善,助力企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中国ESG在政策监管、ESG信息披露和评价标准、ESG投资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效渐显,助力企业探索质量变革实践路径,进而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提高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管理水平以及为企业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获得更多资金支持。
从政策端来看,监管机构释放积极信号,打出“组合拳”是其重要特点。
2022年1月,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科创50指数成分公司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ESG报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指引(2022)》,首次把“公司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纳入其中。
2022年3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社会责任局,指导所监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及推动所监管企业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并于同年5月制定印发《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下称“《方案》”)。在《方案》中,明确提出中央企业集团公司进一步完善ESG工作机制,提升ESG绩效,推动更多央企控股上市公司披露ESG专项报告,力争到2023年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指出,在监管方面,完善政策监管以推动ESG投资将是实现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她认为,“加快推动健全、统一的ESG信息披露指引政策出台,并在指引中对关键指标进行细化,为企业ESG信息披露提供规范的框架,加强对企业ESG信息披露的约束,既可激励企业主动进行ESG信息披露,也可鼓励投资者在进行资产组合和投资决策时特别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环境表现等ESG信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曾在公开活动中提出:“上市公司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战略和全局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科技与金融》通过梳理近年来国内上市公司披露的ESG报告发现,影响企业披露ESG的原因为:
一是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和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
二是监管机构在近年来不断强化企业ESG信息披露要求,
三是希望籍此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及影响力。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ESG发展报告(2022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上市超过半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共有4566家,有1431家公司发布了2021年ESG相关报告,占比为31.34%。在报告中特别提到,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与ESG相关报告数量与比例无论在增量还是在增速上为过去5年最高值。
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赵永超在接受《科技与金融》专访时分析道,“A股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大体呈现出如下特点:ESG信息披露的数量将会逐年提高;大市值股票披露比例较高;指数权重型公司披露情况较好;金融业、能源、公用事业等ESG利益关联度较高的行业披露情况较好。”
他进一步指出,随着各个交易所对ESG的规定日益完善,后续的监管趋严,有可能会变为半强制性要求,建议上市公司要为披露的规范性提前做好准备。
作为衡量企业ESG绩效的重要方法,ESG评级能够帮助ESG投资机构及投资人筛选投资标的和对企业、项目的ESG表现进行“实时监控”。目前国内外有超过600家ESG评级机构,其中如MSCI、富时罗素、标普等海外ESG评级机构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
综观国内,市场上也涌现出不少ESG评级机构并建立具本地特色的评级体系和权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对此,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院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金融科技与社会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博辉通过分析8家海内外评级机构的上市公司ESG评级数据,结果显示,ESG指标对股价预测作用存在分化,与股价波动率呈负相关。
“总体而言,ESG评级优秀的公司可以作为投资者的选择,但回报率的判断需要对该公司的经营状况、市场环境以及该行业的情况等进行全面评估。”
王遥亦提醒,全面注册制实行后,主板取消最近一期末不存在未弥补亏损、无形资产占净资产的比例限制等要求,对企业的考察指标更加多元化。因此,投资者需要对企业的实际经营业务和对ESG的实践程度保持关注,借助第三方的ESG评级指标和评级结果对企业的实际可持续经营能力进行客观判断,不只是因为冠名新能源和环保行业就盲目产生投资意向。
近年来,全球ESG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呈现主流化的态势。据全球可持续投资联盟(GSIA)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ESG投资金额约占全球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
随着“双碳”目标的推进,中国ESG投资发展开始驶入快车道。据证券时报·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统计,截至2022年末,在中国境内成立的ESG投资基金合计273只(不同份额未合并),累计发行规模超3150亿元;其中2021年新成立69只基金,数量接近过去5年的总和,创历史之最。
这在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主编吴琼看来,从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启动和扩容、绿色低碳活动的财政补贴与减税政策、各类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的金融激励,到能源、建筑、交通和工业等各行业精准支持的政策,都将降低标的的绿色溢价,提升相关领域投资积极性,从而带来大量绿色金融服务需求。
此外,央行的碳减排支持工具、绿色银行考核机制、绿色项目担保和贴息等政策,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金融机构绿色业务的回报。在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下,绿色金融市场将继续蓬勃发展。
张博辉也告诉记者,目前中国资管行业的ESG投资已进入发展快车道。
随着人们对ESG问题的日益关注,越来越多投资者开始将ESG考虑到投资决策中,资管行业亦应对这一趋势,通过提供ESG相关产品和服务来满足投资者对绿色投资的需求。
AECOM中国区高级副总裁,ESG可持续战略与发展负责人张祺认为城市融资的逻辑已逐渐从过去“土地资源换资金”变为“绿色效益换资金”,这要求城市量化自身的绿色目标与效益,将全面绿色产品推向市场以获取建设融资。
但另一方面,据彭博数据显示,2022年,全球资产规模最大的10只ESG基金都出现了两位数跌幅,这是ESG基金在近5年内首次表现落后于非ESG基金。
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国际金融评论》主编汤勇军认为俄乌冲突、美联储加息都是导致2022年ESG投资下行的重要原因。他预料,全球ESG市场在短期内难以恢复至2022年前的投资热度。“只要2023年不出现大规模的回撤,对ESG市场来说就是好消息。”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下称“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在第一个履约周期,全国碳市场以覆盖约45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这一数据是全球第二大的欧盟碳市场覆盖主体合计碳排放的3倍左右。
从发展趋势看,“在‘双碳’目标和碳市场建设背景下,ESG理念已经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引。”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博导高昊宇接受《科技与金融》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他通过研究发现,碳交易市场可以通过以下3个途径促使企业减排降碳:
首先,碳交易市场为管控企业减排提供持续动态的经济激励,提高超出限额的排放成本,同时增加减排出售碳配额的收益;
其次,碳交易能够发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促进企业转型升级的“波特效应”,激励企业参与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
最后,企业碳排放信息的公开和碳市场价格信号的释放有助于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表现的评估,进而增强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的监督意愿和监督能力,形成推动企业持续减碳降排的外部力量。
ESG理念起源于海外并在欧美等地,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评级体系。中国的ESG发展,既要与国际ESG标准积极接轨,又要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尤其是结合碳中和、碳达峰、乡村振兴、创新驱动、共同富裕等具有中国特色的ESG议题。因此,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中国ESG体系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全球ESG要发展,中国必须要参与其中。”汤勇军斩钉截铁地说道,在他看来,作为亚太地区ESG实践的前驱者,中国香港显然也为我国ESG整体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跟新加坡比起来,香港特区政府重视市场,经常倾听市场的声音。”他表示,同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在推动ESG信息披露政策从自愿性过渡至半强制性、强制性的过程中,监管机构会充分考虑报告机构对ESG信息披露的适应能力差异,遵循渐进式的原则,逐步扩大强制披露的影响范围。
广东南方金融创新研究院副院长曾翔认为,从市场结构角度来说,目前国际上碳排放市场明显是现货、远期、期货、期权并行的市场,引入碳期货也有助于完善我国碳市场结构,提升我国碳市场的国际话语权。“尤其是碳期货市场的探索,将是其中的关键一步。”
在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ESG政策体系、推进上市公司ESG披露等相关话题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
梳理近期有关ESG的提案,《科技与金融》记者注意到,在制定用于规范企业ESG的可持续发展披露准则上还存在诸多挑战:ESG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ESG数据匮乏、难以量化;缺乏本地ESG评价标准体系等。一套行之有效的具有中国特色ESG国际标准亟待落地,进一步引领中国企业走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之路。
首先,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加快构建中国特色ESG国际标准的制度框架。我国主动向全世界宣告“3060”的“双碳”目标,充分展现对国际责任的大国担当。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ESG国际标准可作为主动选择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但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占主导地位,化石能源的使用占比较高。其中,2020年我国全年化石能源消费占比接近85%。随着实现“双碳”目标的时间逐年接近,这决定了中国特色ESG国际标准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合理设定企业ESG评估体系中E、S、G的相关权重及其制度框架,其中既要考虑到引导和推动绿色产业和绿色项目发展,也要顾及非绿色低碳产业如何实现平稳过渡转型。
其次,立足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引导多主体共同构建全面、可落地的ESG“中国标准”。一套完整的ESG标准不仅需要监管机构从宏观层面健全制度,还需要评级机构、投资机构以及企业等相关方的协同合作。
一是完善金融、环保监管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不断健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加强监督引导,提升企业对践行ESG理念的重视程度。
二是借鉴国际经验,培育本土ESG评级机构,优化评价方法、评级指标和指标权重。
三是鼓励投资机构以ESG理念为导向进行投资决策,进一步促进企业自身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最后,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内外联动”,建立既与国际接轨又符合本土化现状的ESG标准。
当前,一方面,欧美社会的ESG评价标准在国际上占主导地位,但其社会(S)和公司治理(G)方面的指标未能完全有效反映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尚未形成统一的ESG报告标准,大部分企业仍按照社会责任报告要求编撰,往往是仅需文字描述的定性指标较多,涉及如废水污染防治、废气污染防治等定量指标较少,导致各上市公司在ESG信息披露上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难以具有可比性。
因此,在遵循国际基本原则和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建议充分考虑我国市场需求和行业实际,将具有中国特色的ESG元素,如“双碳”目标、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纳入评价标准,并贯彻于企业战略制定、执行、评估等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
ESG的投资理念更关注企业在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方面的绩效,而非仅仅注重企业的财务指标—— 这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与新发展理念高度契合。作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长期价值的标准之一,ESG有望成为我国实现“双碳”目标,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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