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学院（VCI）主席费尔费德，分享数十年的创业经验以及风险投资的成功之道，维系风险投资人与创业团队“婚姻”的秘诀，探讨中美之间投资环境的差异，以及为跨国风险投资人提出宝贵的建议。
采访、译文︱李莹亮
Clair Fairfield
他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拥有会计学、法律双学位，以及创业研究、金融两个专业的MBA学位； 他是涉猎广泛的企业家：美国的移动通信、信息技术、零售、建筑、医疗设备和教育等领域，都曾有他成功创业的身影； 他是育才有方的教育家：30年创业和经营历练，让他成为爱荷华州大学“约翰·帕帕约翰创业中心(John Pappajohn Entrepreneurial Center)”的联合创始人，为工程系的大学生提供创业培训，而他自己也成功培养了三名女儿，进入了堪称美国政治家与企业家摇篮的西点军校； 他是乐于分享的投资人：他的团队曾投资过数百家公司，他领导下的美国风险投资研究院（Venture Capital Institute，下称“VCI”），帮助创始人建立企业的成功率高达90%。他经常在美国国内甚至全世界，就创新和风险资本问题发表演说，希望利用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经验，将成功的秘密带到世界各地； 他的名字叫克莱尔·费尔费德（Clair Fairfield），美国风险投资研究院（VCI）主席，风险发展咨询公司Concerto Advisors的执行董事，以及风险投资公司Concerto Venture Partners的创始合伙人和执行董事。
“从读书开始，领导和创新就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新技术、新产品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这是我最初爱上风险投资的原因。”费尔费德拥有超过30年的创业管理和商业发展经验，如创办和管理企业、风险投资、设计及提供创业和风险投资教育项目，以及为初创公司和现有公司提供法律咨询。他的创业足迹遍布多个领域，包括了通信、信息技术、零售、医疗保健、制造业、医疗设备、软件、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公司的启动、收购和开发等业务。每一次创业，起初都源于他对市场机遇的判断；他的创业目标非常简单：建立一家盈利的公司，为社会做出贡献，成为员工喜爱的工作场所。每一家公司，每一项投资，不仅是时间与经验的积累，更是费尔费德作为企业家和投资人，练就判断力的最佳“磨刀石”。 除了身为成功的企业家和风险投资人，费尔费德还是一位骄傲的父亲，因为他的七名子女当中，已经有六名考上了大学，而其中三个女儿更是毕业于著名的美国西点军校。他认为，做风投犹如为人父母，两者都是以自身经历去引导和造福他人。因此，无论是作为VCI主席、风险投资人，还是一名父亲，费尔费德一直都在扮演“摆渡人”的角色：用自己在行业数十年的丰富经验，帮助其他人避开错误的决策和致命的风险，尽可能将更多人、更多企业，安全地送到成功的“彼岸”。
6月5日，《科技与金融》参加由广州创投学院与美国风险投资学院联合主办的“投资大讲堂—美国投资大师面对面沙龙”，对费尔费德主席进行了独家专访，分享数十年的创业经验以及风险投资的成功之道，维系风险投资人与创业团队“婚姻”的秘诀，探讨中美之间投资环境的差异，以及为跨国风险投资人提出宝贵的建议。
Q&A
Q：《科技与金融》记者
A： 荷兰科技与创新参赞万宁
Q: 众所周知，成功的企业家大多是在商场上久经磨练的人，但在商学院里就学会怎么做生意的人似乎不多。您拥有30多年的创业和投资经验，那么对于那些渴望成为企业家的学生来说，您会认为经验比书本更重要吗？
A: 我认为经验比书本上的课程重要得多，在如何建立公司方面，书本确实无法替代经验。然而，书本和课堂教学在奠定坚实基础上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创造了取得更高成就的无限可能。教育在帮助学生创业上的作用，则是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了解建立一家公司到底需要些什么。比如说，创业培训可以帮助年轻的学生了解商业词汇，帮助他们了解他们在公司的成长过程中必须面对和处理的一系列问题。
打个比方，我们把创业看作是打仗，无论军校的训练有多好，当你进入战场开出第一枪之后，一切都会发生改变。只有通过作战的经验，士兵们才能真正地吸取战争的教训。建立一家公司也是这个道理。创业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但只有当你真正付诸行动的时候，才能学到那些刻骨铭心的教训。 我在多年实践中，也学到了很多这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比如说，当公司运转不良时，要及时换走首席执行官；进行分段、里程碑式的投资；相信自己的直觉；当整个行业或投资行业的估值过高时，必须立即停止投资等等。 我一直以来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正直诚信，始终将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一名负责任和有价值的董事或投资人，永远不要忘记创始人才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创始人才能让投资人成功。 Q:怎样才称得上是一个好的风险投资人？他们都有哪些特征？
A:首先，一个真正的早期风险投资人，必须喜欢跟人打交道，风险投资是一门关于人的生意。很多风险投资人常常把有权有钱，跟有能力混为一谈。辛苦创业打拼最后获得成功的是创始人，投资人必须时刻谨记这一点。
第二，优秀的投资人必须能坦然面对不明朗的前景，因为每项投资都将经历困难和不确定。不擅长应对这类情况的人不适合做风险投资。 第三，风险投资人必须有一颗好奇心。这是一项从现有技术或解决方案中寻找新事物和创造新机会的工作，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学习，就不要做风险投资人。 Q: 您如何看待大学的创业教育在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
A: 大学的比较教育学理念在开放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帮助学生了解如何创造和建立一家公司。但是，它所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即便学生参加了创业项目，很多人毕业以后都不会真的去创办公司。创业教育的关键所在，其实是要让课程侧重于教导学生进行真实的公司建设，为学生提供创建公司所需的资源。因此，大学创业教育需要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学校有传统的课堂活动，如创业研究等课程；同时，必须设有课程来教导学生如何成为创始人，因为创始人是那些真正想要创办公司的人。
Q: 除了是一位出色的投资人和企业家，您还热衷于支持创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您曾担任爱荷华州大学约翰·帕帕约翰创业中心的创始副主任，请问这个创业中心有何特别之处？它如何支持学生进行创业？
A: 20年前，我们开办了约翰·帕帕约翰创业中心。这是一个专门为工科学生设立的创业项目，它是美国第一个提供经认证的创业工程证书项目。自1998年开始，约翰·帕帕约翰创业中心的创业项目一直被列为美国最优秀的创业项目之一。该项目背后的理念，是为工程专业的学生提供一种开放创新的思维方式，让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工程工作视为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并展开创业训练，为他们日后创业指引方向。要完成这个项目并获得创业工程证书，每个参与项目的工科学生必须在大学多学习一年的时间。我们从这些工科学生的大学生涯开始，灌输创业概念，培养创新理念，鼓励年轻工程师围绕新技术建立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去为大公司打工。
Q: 您现在是VCI的主席，请问VCI的宗旨和目标是什么？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呢？
A: VCI成立于1974年，成立之初的目标是随着美国早期风险投资公司的不断成长，培训风险投资行业的新成员。从那时起，VCI就培养了数以千计的风险投资人、决策者和科学家。近几年来，除了培训风险投资人和企业家外，VCI的业务不断拓展，包括一项极为专门的创业培训，这个项目的基础也是建立在拥有90%成功率的创业体系课程上。此外，VCI面向政府决策者、研究机构高管、科学家、大学校长和行政人员，律师、会计师和银行家等专业人士，以及对风险投资感兴趣的企业高管、风险投资机构合作伙伴等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教育服务。
目前，VCI正积极地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建立伙伴关系，并在伙伴国家建立一系列机构，形成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风险投资网络，利用全球性和区域性基金，发展创业创新和风险投资的生态系统。这些伙伴国家的机构的创建虽源于美国经验，但落地时将建立与地方政府、企业家和商业领袖的合作，根据每个国家的文化、法律制度和运作环境，定制化地建立风险投资教育的基础设施。 另外，我也担任Concerto Advisors顾问公司的执行董事，它是一家充分投资的风险投资集团，持有交易资金总额约为25亿美元，而Concerto Venture Partners则是一家多元化的早期风险投资公司，同时我是该公司的创始普通合伙人和执行董事。在这些公司中，我负责筹集资金、谈判收购、融资、监督基金发展情况、做出投资决定等工作。 目前我正与世界各地知名的风险投资人、企业家、教育工作者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合作，发展创业和风险投资教育及公司发展的国际体系。下一步计划是基于VCI的教育事业及基础设施建设活动所建立的伙伴关系，打造一支全球性基金。 Q: VCI如何帮助推动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A: VCI致力于向包括天使投资人、风险投资人、私募资金投资人、政府决策者、企业高管、创业公司创始人和高管、大学及科研机构管理者、科学家等每一位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成员辐射力量，提供专业培训和顾问，从而促进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发展。
自成立以来，我们整个集团已经投资过数以百计的公司。我们作出的每一次投资决策，都是因为相信管理团队，相信市场的规模，相信公司的增长潜力。作为一个整体，我们大约有40%的投资成功率，我认为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 Q: 最近不少风投和创业报告都提到了一个趋势，投资人正在从早期投资转向后期投资。请问这一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它给资本市场和初创企业带来了什么影响？ A: 我认为，不管是美国还是全球风险资本体系，它最大的一个缺点是基金的结构不适合真正的早期投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金规模过大，并且没有相应地增设人员，来将资金作为真正的早期投资基金来管理和运作。打个比方，一开始可能是4个人来管理1亿美元的资金，然后资金规模变大，这4个人需要管理10亿美元，那么他们不可能做小型早期的投资，于是他们就转向去做有更大资金需求的后期阶段投资。这么一来，年轻的小公司不再得到资金支持了。这就跟砍伐森林却不再种上新树一样，最终只会使整片森林消失殆尽。 Q: 您是如何在每天成千上万的商业计划书中找到一个好的投资机会呢？您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A: 我的策略是专注其自身在市场人脉中带来的高质量交易流。我的多位合伙人都是硅谷的创始人，他们已经在行业积累了超过10年的经验。我们非常努力地建立和维护人脉资源，因此我们拥有非常广泛的人脉网络。专业的人脉网络对投资人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因为我们不仅从这里面获得高质量的交易流，而且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可以给我们提供技术、市场和趋势建议。也正是通过这些网络，我们能够为公司提供有效的资源，助其成长，或助其走出困境。 对于如何判断好的风险投资机会，我认为最重要是看企业是否拥有一个执行力强、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再加上一支庞大的市场营销团队，他们不仅需要了解技术，而且知道如何高效地获得技术或者市场解决方案。 Q: 公司估值通常是投资人评估公司潜在市场规模或发展前景时，相当棘手的一个问题。请问您认为哪一种更值得信任，是公司自行做出的估值，还是通过第三方机构估值？您又是如何评估一家公司的呢？ A: 我们一向的做法都是自己进行公司估值的。当然，我们会跟公司一起评估他们对自己公司的估值情况，但这始终是一个协商的过程。最后来到谈判桌前，风险投资人几乎毫无意外地给出比公司开价更低的估值。 估值是一个运用多种技巧的过程，而每一种技巧都考验风险投资人是否经验老到。我们通常会使用几种不同的评估方法，然后试着将不同评估方法的估值结果进行对比，最后利用经验来确定最终的估值。由于估值取决于市场状况，因此我认为目前硅谷的公司估值普遍过高，现在投资硅谷是不明智的，起码应该等到公司的估值回落到更合理的水平。 Q:早期风险投资人与创始人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比喻为婚姻关系，双方虽密不可分，但也会出现矛盾和分歧。作为投资人，您如何处理与创始人之间的分歧？请举例说明。 A: 我觉得相当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国一项风险投资从投钱到退出所持续的时间，比美国的平均婚姻维持时间还要长。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做法是通过频繁举行董事会会议来解决分歧，不仅包括投资人和创业及管理团队，还有企业外部的独立董事。就像维系所有的婚姻一样，我们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努力维系投资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意味着频繁和真诚的交流。 在美国，如果冲突不能以双方进行友好协商来解决，那就要按照双方签署的投资协议中所列明的冲突处理办法和规定来处理。比如说，其中一种处理方法是从不批评或贬低管理团队，既不会当面批评，也不在其他人面前这么做。作为投资人，我们通常有权聘请或解雇CEO，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考虑是否要撤换CEO，那如果我们决定让CEO留下，那么就会尽力去帮助他们。我们试图将分歧和冲突降到最低，因此我们将自己视为一种可供CEO利用的资源，而不是只对企业大喊大叫或指手画脚的管事人。我们努力营造一种平等对话的氛围，大家是同事的关系，而非上级与下级。 Q: 在中国，许多风险投资人抱怨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而初创企业也觉得很难 找到真正了解他们的投资人。这种情况在美国普遍吗？您有何解决之道？ A: 其实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很常见，美国也必然存在这个问题。以我们公司为例，我们会通过VCI来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以教学为基础的方法来评估公司的发展潜力和机会，花费数个月的时间与创业团队深度合作，从而让我们可以有效地分析投资前景。在此过程中，如果我们认为这家公司能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投资目标，那我们就会着手帮助他们建立管理团队，并引入我们的人脉和资源网络。通过VCI的教学过程，每个人都能更好地相互了解，更合理地做出投资决定。我们采用的投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与上世纪70-80年代硅谷第一代风险投资家采取的手法相似。随着资金管理公司渐渐替代了风险投资人，这种“老派”做法已被硅谷束之高阁。现在大多数风险投资人实际上是基金经理，他们的目的是以钱生钱，而不是创立公司。但我认为，真正的风险投资人是那些灵活运用融资手段来建立公司的人。 Q: 您多年来一直在与中国的风险投资家和金融机构保持合作，请问中美两国在风险投资环境方面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A: 中美两国在投资环境上最大的不同之处是，美国人比较乐观看待企业倒闭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并不鼓励失败，但失败会被认为是创新系统运作过程的一部分。相反在中国，出于许多原因，创业失败常常被认为是无法翻身的。我认为中国创业者应保持平常心，认识到失败只是创业过程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如果失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技术未完善、市场未成熟，或是商业模式的基本假设被证明是错误的话，那么失败并不是终点。但要注意的是，如果失败是由于经营者管理不善、对公司业务缺乏关心或其他文化问题造成的话，这种失败是不可接受的。 Q: 随着风险投资越来越全球化，很多中国风险投资人来到美国寻找投资机会，同时也有不少在华的美国风险投资人，对于跨国投资人您有哪些建议？
A: 对于有意在美国投资的中国投资人，我会鼓励他们找美国人作为合作伙伴，并且奉劝他们千万不要爱上硅谷。投资很容易，从投资中获利则非常困难。据我的观察，中国和其他美国以外的投资人往往会以过高的估值买入公司。同时，中国投资人要注意的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业存在一定的周期，我们目前正处于经济泡沫期，公司估值偏高，很多公司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对于在中国寻求投资机会的美国投资人来说，在这里找到一位自信且人脉广的中国合伙人是成功的关键。由于中国有着跟美国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法律制度，特别是在风险投资方面，所以任何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人，身边要是没有一位好的中国合伙人，那就太愚蠢了。 Q: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冲突不断，多轮谈判均未能取得双方满意的进展，一场未能避免的贸易战，在7月6日打响了第一枪。请问您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爆发的贸易战有何看法？中美贸易战将对两国的投资环境和投资信心产生什么影响？ A: 我希望两国能以对双方有利的方式来消除分歧。两国之间的贸易战将对投资环境产生切实和消极的影响。中美贸易战中没有赢家。美国的投资人希望来到中国进行投资活动，一旦发生贸易战就可能导致他们要等很多年，才能以控股所有人和管理公司的身份进入中国。由于到目前为止，美国人还没有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风险投资，因此贸易战暂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因为中国对美投资已开始受到限制，我们已经感受到美国投资市场受到了一定影响。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2018年7月刊，如需转载请与编辑部联系。
转载时请注明文章来源“科技与金融杂志”。
扫一扫，获取更多科技金融资讯。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