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晟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金融法律学院副教授

图︱由作者提供

数字货币与移动支付工具严重冲击了各国货币支付体系，为此，中国拟将数字人民币条款修入《中国人民银行法》，萨尔瓦多则接纳了比特币成为法定货币。本文分析了移动支付工具与“准商业数字货币”对流通中现钞、存款货币的冲击，总结了《中国人民银行法》数字货币条款修订的必要性，辨析了双层账户体系、单层账户体系、“无限法偿”属性等数字人民币的重要细节。

在技术变革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传统的信用货币体系正处在重大变革的前夜。在中国，随着移动支付工具的推广与普及，与移动支付工具绑定的各种新型金融资产（例如货币基金）可以瞬时自动转换为活期存款，已具备即时支付、实时转账的能力。

2020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在各国暴发，美国推出无限量QE的货币政策，无节制地提供基础货币以刺激本国经济，基于美元本位和美元储备的全球货币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

2020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这距离上次2003年12月修法已近17年。该《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最引人关注的是其第19条：“人民币的单位为元，人民币辅币单位为角、分。人民币包括实物形式和数字形式。”这一条将在法律上赋予数字人民币在中国的法定货币地位，将在中国乃至世界货币史上影响深远。

无独有偶，2021年6月，萨尔瓦多调整了货币体系，正式批准开源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成为本国的法定货币之一。

《中国人民银行法》

数字货币条款的修订逻辑

在传统支付体系中，货币主要包括两种形态：流通中的现钞、存款货币。流通中的现钞（简记为M0），包括人民银行发行流通在外的纸币与硬币，是法定货币的传统形态。存款货币一般指活期存款，是传统支付体系中的主要支付工具。

其一，“流通中的现钞”与中央银行在支付领域日趋边缘化。流通中的现钞M0是中央银行对单位和居民的直接债务，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民银行对单位和居民的“欠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该“欠条”的携带成本较高，清点、找零不便，在我国的使用频率越来越低，在支付领域日趋边缘化。再考虑到现钞的支付匿名、难以追踪的特点，现钞已逐步被排除出大额支付、对公支付。因而，自2000年以来，虽然流通中现钞M0的余额仍在不断增长，但其增长率已远低于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我国流通中的现钞M0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比例，已从2000年初的13.53%降至2021年中的3.64%。

其二，“存款货币”与商业银行在支付领域日趋边缘化。商业银行吸收单位和居民的资金，再将部分资金贷放出去，贷放资金重新回到银行系统，由此循环往复，则会形成商业银行存款货币（活期存款）的多倍创造。在现代金融系统，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存款货币是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主体。

例如，在2021年6月底，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63.75万亿人民币，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占M1总额的86.78%。但是，自2000年以来，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增速较慢，我国狭义货币供应量M1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比例已从2000年初的39.16%降至2021年中的27.50%。商业银行存款货币的多倍创造能力也相对下降，在支付领域日趋边缘化。

其三，移动支付工具与“准商业数字货币”在支付领域崛起。自2013年以来，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移动支付工具在我国广泛普及，与移动支付工具绑定的大量新型金融资产，可以瞬时自动转换为活期存款，已具备了即时支付、实时转账的能力，在功能上已与存款货币（活期存款）十分近似。

例如，微信支付、支付宝、京东支付等移动支付工具对接的一些货币基金、定期存款、理财产品、人寿保险产品，有些可直接用于即时支付，有些可实时完成资金转账，已具备“准商业数字货币”的性质（虽然面临一些支付限制，但通常很少触及支付上限，且有诸多方式可以规避）。这些“准货币”性质的新型金融资产，具有支付便捷与资金余额高收益的双重特点，已逐步替代日常的人民币现钞流通、活期存款刷卡支付。

综上，在移动支付工具与“准商业数字货币”的冲击之下，传统的硬币与纸币流通、传统的存款货币支付方式已逐渐式微；相应地，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在支付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为此，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加入数字货币条款、承认数字人民币的法定货币地位、用数字人民币替代硬币与纸币流通，已经势在必行。

另一种回应：

萨尔瓦多接纳比特币为法定货币

开源数字货币是代码开源、控制权开放的数字货币系统，比特币是开源数字货币的典型代表。面对数字货币与移动支付工具的冲击，一些国家可能主动采用开源数字货币作为法定货币，构建基于开源数字货币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例如，2021年6月，萨尔瓦多议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开源加密数字货币“比特币”作为该国的法定货币之一（美元也是该国法定货币之一）。

其一，萨尔瓦多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目的是摆脱美元贬值的威胁、摆脱对美元储备的依赖，希望获得一种稳定的法定货币。2001年，中美洲小国萨尔瓦多的本国货币“科朗”停止流通，美元成为该国法定货币。但是，自2020年以来，为应对新冠疫情的冲击，美联储实施了巨量货币宽松以挽救美国经济，美元正面临严峻的贬值压力。

虽然比特币的美元价格在巨幅波动，但长远来看，比特币发行总量由开源算法保证，货币发行方无法任意扩张货币供应，这一机制与历史上的金本位制类似。应该注意的是，即使在金本位制下，黄金也主要作为储备货币（价值贮藏手段）来使用，较少进入日常流通领域（交易媒介）。相较于高价值、不便日常支付的金块、金币，基于电子网络的开源数字货币有着更好的交易便捷性与支付安全性，且能够根据支付场景升级迭代支付系统（例如基于比特币的小额迅捷支付系统Lightning Network）。

这意味着，开源数字货币在作为储备货币（价值贮藏手段）的同时，也有望直接进入日常流通领域，成为常用的交易媒介。

其二，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也需要付出代价。一方面，比特币是一种紧缩型的开源数字货币；根据去中心化的开源算法设定，比特币有着2100万个总量上限，货币供应无法随经济总量、交易需求而相应增长；长期来看，使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将面临远甚金本位货币体系中的通货紧缩压力；因而，对于大国而言，选择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采用比特币作为法定货币，意味着该国中央银行失去货币系统的主要控制权；当然，对于早已使用美元作为法定货币的萨尔瓦多，已无需考虑该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前景

与数字人民币展望

面对数字货币与移动支付工具的冲击，我国不可能模仿萨尔瓦多这类小国，不可能接纳现有的、去中心化的开源数字货币，不可能放弃货币系统的主要控制权；相反，我国走向“可控、自主发行数字人民币”的大方向已经明确。但是，2020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意见稿只提及“人民币将包括数字形式”，数字人民币的重要细节尚待进一步确定。

其一，数字人民币的双层账户体系。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研发工作组发布的《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宣称，数字人民币将采取中心化管理、双层运营，由中央银行向指定运营机构发行法定数字货币，指定运营机构负责兑换和流通交易。一般认为，该文中的“指定运营机构”主要指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单位和居民在商业银行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间接持有数字人民币，从而建立起“单位和居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双层账户体系。

若如此，只允许单位和居民通过商业银行账户、间接持有数字人民币，则单位和居民实际持有的是“基于数字人民币的活期存款”， 数字人民币会退化成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间的内部记账符号，中央银行对单位和居民的直接负债M0将全部消失。

其二，数字人民币的单层账户体系。从2019年至2021年数字人民币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成都、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等地的试点情况来看，存在居民可以不开立银行账户、直接开立数字人民币账户的可能性。若如此，允许单位和居民不通过商业银行账户、直接持有央行数字货币，则意味着单位和居民具备直接在中央银行开设账户的权限，中央银行业务只面向金融机构的惯例会被打破。

未来，可能出现以“单位和居民—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双层账户为主、兼有“单位和居民—中央银行”单层账户的货币体系，单位和居民持有的央行数字货币不必存入商业银行、可以绕过商业银行直接完成数字人民币支付，存款货币、商业银行将进一步边缘化。

其三，数字人民币“无限法偿”属性的受限性。一旦将数字人民币规定为法定货币，法定货币的“无限法偿”属性会面临实践困境。若规定数字人民币具备“无限法偿”属性，成为交易双方必须接受的支付工具，必将抬高某些群体的收付款成本；例如，以数字人民币向菜市场小摊贩付款，囿于数字人民币的“无限法偿”属性，小摊贩不得拒收，就不得不添加相应的收款装置；而这类冲突是现钞支付很少存在的。

另一方面，若规定收款方可以拒绝接受数字人民币，则数字人民币的“无限法偿”属性已经受限；若如此，则应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将数字人民币定位为辅币，或对数字人民币“无限法偿”属性做特别约定；例如，规定交易双方具有支付方式选择权，在不具备技术条件时可拒绝使用数字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