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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望、 刘婧然:银行数字化将走向何方?

发布时间:2026-02-16      作者:杨 望、 刘婧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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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被广泛运用,经济社会运行方式随之发生变化,新产品、新业务、新业态层出不穷,数字化转型成为各行各业的热点。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存在机构竞争同质化、结构不合理、风险管理粗放化等问题,致使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持续存在。金融数字化有利于构建多层次、覆盖广、差异化的金融机构体系,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然趋势。
商业银行在转型初期多选择开展跨界合作、股权投资、收购科技公司或者设立子公司储备科技和人才实力,在IT基础设施建设抢占优势。接着,商业银行会依据自身战略定位,选择不同路径的数字化转型。参考国内外经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实现已有产品、业务流程及渠道的数字化改造;
二是探索数字化、开放化的商业模式变革,
发展平台化、场景化的金融服务模式。根据A股上市银行的性质,商业银行可细分为国有大型银行、全国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其基于自身优势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存在差异性。

▲杨望
瀚德金融科技集团共享科技总裁助理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刘婧然
北京语言大学硕士研究生
文|杨 望、 刘婧然 图|由受访者提供
01.国有银行数字化“体大思精”
国有银行具备数据优势,技术、牌照和人才资源,体量庞大,尤其在数字化转型中致力于实现金融数据效能、效率最大化、运营精细化。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在数据分析挖掘、技术系统开发、风险模型设计、大数据风险管理等方面具有更多的经验,有能力在转型中实现创新。
此外,国有大行对于金融科技的重视水平远高于城商行、农商行。目前,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均已将“科技引领”上升至战略规划层面。
按照实践中对数字化转型的阶段划分,在第一阶段(对已有产品、业务流程及渠道的数字化改造方面)国有银行较为领先。自2017年以来,国有银行率先与百度、阿里、腾讯、京东、苏宁五大科技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发挥技术实力、客户基础、业务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互补优势,共享客户、场景、信用资源,构建互联网金融生态圈。
由于互联网公司与银行仍然存在企业文化、管理机制等诸多差异,且互联网降维的思想并不能直接套用在银行经营管理的全过程,随着监管的加强,商业银行势必要进入转型的第二阶段,开始注重金融科技底层架构,向内部孵化转型。
目前,工商银行已启动实施智慧银行信息系统工程,建立开放化的账户服务体系。建设银行“新一代”核心系统采用“集中式+分布式”融合架构,用于建立全面风险控制体系,构建公有云服务、智慧政务服务等平台。邮储银行34个系统已实现云平台部署。
不难看出,国有大型银行的数字化转型的目标是“大而全”。从微观角度分析,其积极探索核心业务技术架构,引入金融科技人才团队是为了打造开放性银行、布局线上线下一体化金融;从宏观行业角度分析,国有大行对整个行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较大,其模式、成果都将成为行业的参照借鉴,故其整体规划、布局更应谨慎、全面,致力于实现系统性、全局性、持续性的数字化转型。
02.股份行数字化“重在赋能”
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网点数量、业务品种、风控能力仅次于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优势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服务精细化;二是产品个性化。这种精细化、个性化也同样体现在数字化转型中。
目前,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光大银行、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将金融科技加入自身的发展战略之中。
相比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更加注重向内部孵化转型,试图将科技输出作为差异化转型的方向。
在研发投入增速方面,股份制银行普遍高于国有银行:平安银行2018年IT资本性支出25.75亿元,同比增长82%;招商银行2018年信息科技方面投入达65.02亿元,同比增长35.17%。
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还设立科技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将科技输出作为未来业务支撑点之一。2015年以后,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率先成立了首批银行系金融科技子公司,平安银行背靠集团旗下平安壹账通、平安科技等科技子公司的科技力量,研发、上线场景经营等方面的科技应用。
从业务方向来看,银行系科技子公司大都以服务母行数字化转型、提供科技支撑为主,同时为中小银行、非银机构、中小企业、政府等其他客户提供云服务。
各家子公司的发展定位依赖于母行的资源倾斜,例如兴业银行作为国内最大的金融同业平台,兴业数金的发展定位便是为中小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小企业提供金融行业云服务;招商银行作为零售龙头,招银云创的发展定位是将招商银行IT系统30年稳定运行的成功经验和金融IT的成熟解决方案对金融同业开放。
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中将科技输出作为未来业务增长点,通过将金融科技纳入战略发展规划,加强外部合作,设立科技子公司进行独立研发等多举措增强科技实力。综合考量,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未来可能成为科技赋能金融的典范。
03.城商行数字化“联盟先行”
城商行成立的目的更多是为当地经济服务。从税收角度看,城商行相比国有大型银行对当地税收贡献更大;从决策效率分析,由于城商行的大股东多为当地财政局或国有企业金融控制平台,地方政府对其经营有着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其机制更为灵活,决策链条短。
相比于国有大型银行的总行—省分行—支行的三级程序,城商行的信息传递效率更高。
但城商行同时也面临不良贷款余额攀升、竞争加剧的考验。据财经网金融数据显示,2018 年以来除少数几家大型城商行资产质量及不良率趋于稳定外,其余城商行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不良贷款余额有所增加。
同时,由于城商行业务范围基本以服务地方性企业为主,而地方性企业普遍存在财务信息不健全或非公开等情况,不利于城商行精准识别风险,城商行的传统风控手段难以为风险管理提供更多的支持。此外,大型国有银行及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利用其在资金、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不断拓展小微和零售业务,挤压城商行利润空间。
与大型银行相比,城商行受制于资本、规模、人才和技术,在数字化转型过程落后于大型银行。城商行数字化进程仍处于第一阶段,独立研发并不多见,通常选择借助外部合作商提升金融科技能力。
例如,杭州银行联合阿里云及CityDO等建立金融科技创新实验室,探索金融科技公司化运作模式;南京银行通过蚂蚁金服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输出搭建系统以及大数据平台。
虽然部分城商行对金融科技的认知和数字化转型的意愿逐渐强化,但对于金融科技的发展仍然缺乏差异化发展战略和长远的整体规划,而偏重于短期目标,相关战略规划主要集中在业务发展层面。
鉴于其所处的转型阶段,城商行在未来数字化转型中应继续加强与金融科技企业的战略合作,在基础设施、渠道、平台、场景、数据等方面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例如,城商行可以共建金融科技合作联盟,利用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共通性,在业务、科技等方面形成融合,以降低城商行单枪匹马发展金融科技的成本,实现规模效应。
04.农商行数字化“志在普惠”
农商行自身优势在于:
一是农商行网点遍布城乡,可以与线上金融形成渠道互补;
二是客户资源优势,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客户群体互联网金融需求潜力巨大;
三是农商行作为银行,自身具有数据优势,对客户数据分析能提供更多的维度和空间,为数字营销等数字化分析手段提供更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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