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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瑜:数字化升级是数字经济时代所有企业的必选题

发布时间:2022-02-10      作者:傅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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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数字化升级 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采访|苏莉娜、李慧 文|叶青

编辑|李慧  摄|闫雪莹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正展现出强大的发展活力和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济发展新引擎。

当数字经济来袭,企业该如何接招,做好数字化转型呢?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转型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对此,《科技与金融》专访北京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华南分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傅瑜。

我国企业数字化升级

优势明显,潜力巨大

“我国正进入经济和社会全面数字化升级的全新阶段。”傅瑜开门见山地说,“数据是新的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上升为国家战略,数据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含义有两个:

一是数据不仅要提升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带动所有产业升级;

二是企业要有效利用数字化工具创造新价值。

在傅瑜看来,我国企业数字化升级有三大优势,一是需求端:全国登记注册的 市场主体1.32亿家,企业数量4110.9万家,高新技术企业只有20万家,99%以上的企业都有数字化升级的需求,市场基础庞大。

二是供给端:中国数字化产业一起步就是国际水平,不仅诞生了全球市值前10名的公司,腾讯、阿里巴巴;还有一大批成熟的互联网公司,和正在崛起的科技创业公司,数字化供给源源不断。

三是消费者互联网使用习惯已养成:2020年中国网民规模9.89亿,渗透率70.5%,手机网民和网民已基本重合,占比99.7%;用户单日平均使用时长6小时。从下游向上游传导,倒逼企业有更大的升级动力和意愿。

“相较国际而言,中国数字经济有三大发展潜力:第一,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全球第一9.6%;但整体规模5.4万亿美元,低于美国13.6亿万美元;GDP占比39%,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54%。第二,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分别是9%、21%、41%;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4%、31%、51%。第三,中国企业云服务渗透率中国为21%,低于美国的55%-63%;中小企业互联网使用率为20%-25%,低于美国的72%-85%。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加紧发展的方向。”

面对数字化转型趋势,企业如何迎接这一股新浪潮呢?

她表示,企业要实现数字化升级,必须有一套完整体系,可以归纳为数字化升级关键六要素。

一是数字化升级是一把手工程:企业家要有创新精神,而不是跟风。

二是数字化升级要有系统认知:对为什么数字化、什么是数字化、如何数字化要结合行业和企业定位有深刻认知。不追热点,不舍本逐末。

三是方法论:全链数字化和全场景数字化。全链数字化把上中下游贯通起来,通过数字流动及创新,在产业链中建立起企业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全场景数字化是指研发、生产、销售等各种场景全面数字化,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四是执行到位:设计数字化升级的正确路径和节奏。

五是全面配套:保证组织、文化、人才与数字化升级的顶层设计相匹配。

六是商业价值观:数字化是帮助企业创造新价值的工具,不是投机的利器;要有耐心、决心和信心,更要不忘初心。

制造业数字化一片蓝海

我国进入数字化时代,机遇和挑战并存。对于掌握数据应用技术、走在行业前列的龙头企业,正在“小步快跑”进行数字化转型,而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则要克服重重困难,踌躇不前。

为何中小企业不敢转、不会转呢?

“我国中小企业的生存期平均只有2.5年,对于中小企业来讲,生存是它们一个巨大的难题。在生存都艰难的情况下,数字化的价值应在于帮助它解决所面临的生存实际问题。中小企业大部分面临着‘没钱转’的资金难题,资源配置预算不足。”

为此,傅瑜建议,政府可以从四个方面推动企业数字化升级:

一是顶层设计,政策引领,有明确的发展目标。

二是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数据立法,形成制度规范,防止行业的野蛮生长,扭曲式势增长。

三是资金投入,政府成立引导基金,撬动社会资本,保证在数字化方面的投入。

四是环境改善,吸引高水平的科技人才,形成人才高地,需要不断改善社会价值导向,打造一个更包容科技创新发展,数字化人才发展的环境。

今年9月,中国第一部有关数据安全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正式施行。对此,傅瑜认为,法律法规的出台,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扫清了环境障碍,有助于规范行业,避免行业陷入“野蛮、扭曲生长”困境。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势不可挡。国际数据公司(IDC)曾预测,到2021年,全球至少50%的GDP将以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将全面渗透各个行业,并实现跨界融合和倍增创新。

“制造业数字化一片蓝海。”傅瑜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巨大,相当于美日德之和,占全球比重的28%。制造业在中国GDP的比重高达40%。全球80%的空调、77%的手机、75%的太阳能电池板、70%的个人计算机、63%的鞋子产自中国。”

“十四五”开局之年,围绕拓展应用场景、深挖行业潜力、健全产业生态等,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正按下加速键。如广东先后出台《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2021-2025年)》《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若干政策措施》,从解决中小型企业转型难题、科技攻关、5G赋能等方面着手,助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打破壁垒,促进数据流动

数字经济是引领未来的新经济形态。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政策。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产业和区位优势,成为我国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要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发达、产业体系健全,用户和市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需求非常大。加上大湾区的头部科技企业,比如腾讯、华为、大疆等能够提供数字化转型的供给,在供需方面达到了较好的资源配置。这些都有利于大湾区进行数字化升级。”傅瑜说。

她进一步指出,大湾区推进产业数字化的挑战主要来自区域发展、人才结构不均衡,以及粤港澳三地的创新要素流通。“其实大湾区是一个发展不均衡的区域,尤其是人才结构,科技人才主要集聚在深圳等地方,所以它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打造科技人才高地,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加入到大湾区各个城市”。

产业数字化的关键要素之一是数据。粤港澳大湾区涉及到一国两制、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 三种法律,这对数据流动产生了一些新的挑战。“数据的本质在于流动、在于共享,只有打破行业、行政、认知的壁垒,促进数据流动,才能产生更大的价值。”在傅瑜看来,打破壁垒,包括软联通和硬联通两方面。

硬联通指四通八达的交通把各方连起来,形成一个经济圈;软联通指打破文化、思维、心态上的壁垒,要有开放的心态,让人才、货币等真正流动起来。

对于粤港澳大湾区企业的数字化发展,傅瑜十分看好。同时她强调,顶层设计、科技人才、法律保障、环境改善,四者缺一不可,是推进企业数字化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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