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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从两会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发布时间:2021-06-30      作者: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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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两会时间点处在了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我们进入“十四五”时期,新的五年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任务,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2035年的发展愿景,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着新发展格局。

今年的两会时间点处在了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一方面,我们进入“十四五”时期,新的五年面临新的发展环境和任务,另一方面我们提出了2035年的发展愿景,进入新发展阶段,面对着新发展格局。

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会审议通过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为未来的短中长期发展确立了方向和战略。

陶 金

苏宁金融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文| 陶金 图︱由作者提供

中国顺利度过了“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过去五年平稳合理的发展节奏为“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落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例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

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

尽管取得了成就,未来仍然面临很多新课题。总结《十四五规划》的表述,中国面临的外部新环境主要是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复杂多变,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内部突出问题则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外部问题,主要包括两方面:

一是“世界经济陷入低迷期”,IMF预测未来5年全球经济平均增速将比上一个5年下滑超过1个百分点,可能拖累中国经济未来平均增速超过0.4个百分点;

二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尤其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矛盾还会持续,未来中国引进科技创新的环境还将有所恶化。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资源配置还不够高效、要素流动还不够自由、经济结构还不够平衡。后文我们将分析,《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是如何来解决这些不平衡和不充分的。

高质量发展的量化指标体现

在内外部压力和挑战下,“以我为主”的高质量发展成为必由之路。这从《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的量化目标中有所体现(表1)。

表1 “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十四五规划》;*表示2019年数据。

“十四五”时期与“十三五”的经济发展目标中,一个重要变化是不设具体的GDP增速目标。同时《政府工作报告》对2021年也并未对经济增长提出很高的要求(GDP增速6%以上)。

首先,《十四五规划》中的“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并非是完全不设增长目标,一方面,十四五期间各年度视情况提出增长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保证就业,就是经济实现潜在增速的底线。

事实上,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是一定水平的持续增长,增速放缓过快,有可能压缩改革空间、削弱防范经济风险的能力、减缓人均收入的增长,因此每年的经济增速仍然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其次,“十四五”期间相对于GDP增速目标,更加注重提升发展质量效益,今后生产率提升和低碳经济等相关指标的重要性将明显上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速高于GDP增速,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也明显高于GDP增速目标,同时《十四五规划》还提出了单位GDP能耗、碳排放等关于绿色生态刚性很强的约束性指标,也是旨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

高质量发展的三条跑道

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经济发展的主题,也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由之路。其中,《十四五规划》着重阐述了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国内国际双循环、区域协调发展、乡村振兴等战略导向,这些都是高质量发展的手段。

1. 科技创新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产业链现代和数字经济前景广阔

产业链现代化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是两会中发展政策提及较多的两个领域。这背后也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对科技创新驱动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要求。

《十四五规划》明确了科技创新在未来五年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地位。新一代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脑科学、基因与生物技术、临床医学、深空深地深海和极地探测是其中的关键攻关领域。

《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激励和支持。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

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的思路下,制造业和数字经济发展被着重强调。

首先,制造业的发展,是国家综合竞争力提升、产业链安全自主的基础。因此《十四五规划》特别明确了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推进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建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扩大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信用贷款规模,增加技改贷款,推动股权投资、债券融资等向制造业倾斜。

其次,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巨大,也有十分坚实的基础,新冠疫情下数字经济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近20年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厚积薄发。根据中国信通院《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在疫情冲击和全球经济下行叠加影响下,中国数字经济依然保持9.7%的高增长,是2020年GDP增速的3倍多,充分展示了数字经济在增强企业生产韧性、托底内需等方面起到的关键作用。

《十四五规划》提出,通过加强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转型等手段,将数字经济贯穿到经济社会各个角落。

数字经济可分两个维度:一是数字产业化(价值化),二是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

就数字产业化即狭义的数字经济,当数字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生产要素,提供数据的行业的发展前景是巨大的。2020年,根据当前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互联网行业以及软件服务业等构成的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7.5万亿元,占GDP比重为7.3%;而根据《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的测算,产业数字化规模则达到了31.7万元,占GDP比重为31.2%。

当然,当前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化转型仍然存在重技术投入轻过程实施、重硬轻软、重供给轻需求等结构性问题,在软件建设和与生产服务活动融合等方面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但总体来看,未来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化转型前景广阔。

2.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国企改革、小微融资、城乡协调发展必要性加强

区域协调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重点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是为了提高经济结构的质量。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体可归结为以下三个“不够”: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不够高效。例如,国企占据着垄断行业和地位,经营绩效却相对较差,不具备竞争力;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的程度依然不足;中西部地区投资浪费现象仍存,导致地方债务高企等。

针对这一问题,必须在安全发展的前提下,回归市场,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坚持鼓励竞争、反对垄断。

推动国有经济进一步聚焦战略安全、产业引领、国计民生、公共服务等功能,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集中。对充分竞争领域的国有经济,强化资本收益目标和财务硬约束。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

在此背景下,中小微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群体代表了企业部门的最终活力,也是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重要路径。因此《政府工作报告》16次提及小微企业的发展,其中9次提及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近期央行也再次决定延续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支持普惠金融力度。

从长远看,小微企业融资难现象比较核心的两个原因是:金融业务规模经济和信息不对称。

一是小微企业金融业务小散乱,与传统金融的规模经济并不匹配,银行开展小微金融业务单笔交易成本高,更愿意去做大企业的贷款;二是金融机构不了解小微企业真实信息,风控难于覆盖。

风险大进而导致普遍的融资贵现象。大部分小微企业规模小、实力弱,达不到进入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资质,直接融资渠道少。因此短期内小微企业的融资仍然需要依靠银行信贷等间接融资。

近年来金融科技和政府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融资贵现象。但一方面金融科技依赖数据,当前小微企业相关数据获取难,金融科技施展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多个政策实施效果有待提高。当前,央行、银保监会、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已经出台了较为全面的小微企业融资促进政策,涉及货币政策、财税补贴、监管考核、激励措施、银行绩效考核指导、平台建设等多个领域。

这些政策更多地从监管角度出发,并未考虑不同类型、规模的银行实际情况,其中所造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交易成本较高等问题也较为明显。同时各个政策互相独立,尚未形成合力,甚至存在地方政府的不同部门在实施不同政策时存在欠缺理解、甚至相互扯皮、相互推诿的不负责任行为。最终导致金融机构开展小微信贷业务激励不足。

由此看,2021年以及未来更长期中,金融科技和政府数据结合形成新场景和新模式的必要性很大。政府所掌握的企业信息的利用空间巨大,若能够充分利用,可以实质性改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所遭遇的问题。建立完善全面、互联互通的地方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体系,有助于改善这一现状:建立小微企业信息集成,一方面提高了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营销便捷性,降低信息搜集成本,从而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另一方面,让金融机构更为全面地了解小微企业真实情况,降低信贷风险。

二是要素流动不够自由。例如,户籍制度依然对人口流动产生限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迟缓;农业发展中各种要素组合被锁定,城市资本很难进入农村发挥规模经济。

针对这一问题,必须消除要素流动和循环的制度障碍。因此《十四五规划》提出,推动生产要素循环流转和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机衔接。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完善农村利益联结机制,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三是经济结构不够平衡。例如,在城乡之间、不同产业领域之间和不同人群之间,资源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依然比较大。

针对这一问题,需要综合协调经济发展中的各类利益群体。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让城市成为解决贫困、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的主战场;另一方面要通过扩大转移支付等手段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十四五规划》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过让农村发展起来的方式来缩小城乡差距。创新结构性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力度,进一步缩小不同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

3. 高质量供给匹配内需扩大:新型消费和数字消费的崛起

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国内国际双循环,是为了提高产业和市场发展的质量。外部环境的恶化,强化了中国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决心。国内国际双循环,是通过供给侧改革来实现的。我们意识到,只有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才能将更多需求留在国内。同时,内需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国内供给的独立性和韧性。

因此《十四五规划》提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在此背景下,新型消费和数字消费的崛起是确定性事件。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以信息消费、数字消费为核心的新型消费业态展现出了强大的增长动能,诸如直播带货、线上拼团、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新业态在稳定消费市场繁荣、带动复工复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极大地推动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了消费市场的“压舱石”。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仍需要进一步推动新型消费的壮大,以促进消费市场的壮大与产业的转型升级。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叠加线上线下融合进程的全面提速,以及国人新的消费习惯日益养成,未来新型消费将继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增长动力。

责任编辑 | 余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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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1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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