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世界著名药理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罗浩是研究吗啡成瘾性分子机制及发现“无副作用”麻醉类止痛药的先驱。本期，他接受《科技与金融》专访，分享其超过60年的科研经历及对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的真知灼见。

作为世界著名的药理学家、台湾“中研院”院士，罗浩曾担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药理系主任24年，并于2010年获选明尼苏达大学校董会特聘名誉教授（Regents Professor，明大最高荣誉，终身荣誉职位），2019年加入生物岛实验室神经代谢与再生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罗浩曾获明尼苏达大学颁发的首位医学院杰出资深（高级）科学家奖、美国药物依赖问题学院的Nathan B. Eddy终身杰出研究奖（毒瘾和依赖性研究领域最高和最重要的奖项）、美国药理学与实验医学学会药理学Otto Krayer奖、美国药物研究与制药商联合基金会药理学卓越研究奖、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高级科学家奖、美洲华人生物学会成立三十周年颁发的第一位最高荣誉“总统奖”及第二位“终生成就奖”等。

2019年，罗浩入选广州外专局高端人才A类，2020年荣获广东省“银龄专项计划”专家，并经广州市科学技术局认定为广东省外籍高层次人才。

罗浩教授长期致力于阿片类药物作用和成瘾的分子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在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过600余篇研究成果，并出版1部专著，取得7项美国专利等。本期《科技与金融》特邀罗浩教授分享其逾60年的科研经历，他对阿片类药物研究的热爱以及为大湾区生物医药的发展出谋划策。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 2021 年8月刊

采访、文︱张孟月 编辑丨李慧

图︱由受访者提供

Q ：《科技与金融》记者

A ：罗浩（Horace Loh）

在美、中做科研，见证中国的发展变化

Q：我们了解到，您的祖籍是广州番禺，您现在是否还会说粤语？

A：我在广州番禺出生，在广州读西关培正小学，粤语说得很流利。我母亲是香港人，在解放前一年我们举家移居香港。1952年，我们又搬去了中国台湾地区，我在那里读完高中、大学后，就去了美国留学，在美国生活超过60年。我太太是澳门人，我们在家也会用粤语交流。

Q：您在美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都有过科研经历，请问在这三个地方进行科学研究，有哪些主要的不同之处？

A：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科研经历。作为台湾“中研院”的院士，我很积极地参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科技发展。台湾“中研院”院士的遴选范围是全球的华人，20世纪前期，我们这些美国籍的院士经常回中国台湾地区参与科学发展。

在我看来，我们这些海外院士对中国台湾地区科学发展的贡献是非常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台湾地区科学研究的领域和发展的方向。另外值得一提 的是，我们还帮助中国台湾地区建立了同行评议制度(peer review system)，把美国严谨、可行的制度带到了中国台湾地区。同行评议制度主要应用在学位论文评审、出版物的著述评审等方面，在力求使最好的研究及研究人员得到资助的前提下，既充分尊重与维护科学及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也力图保证政府资助的科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需求， 发挥其作为政府与科学界之间桥梁的作用。

据我了解，最近几年大陆在生物医学方面有几个重点领域，如神经科学、再生医学、人工智能医疗等，政府对这些重点项目投入了很多资金，聚集一批专业人才去解决一些重点问题。

而美国虽然也有部分“大型研究计划”，但数量很有限。在美国做科研，主要是以研究人员兴趣为导向，意识到某个领域的某个科学问题还没有解决，想要去把这个问题弄明白，根据自己研究的需要，自主申请一个项目或课题，是“自下而上”的模式。

虽然我回大陆做科研的时间不长，但跑遍全球的经历使我看到，祖国的科研在设备方面绝对是一流的，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无法匹敌。所以我经常对学生们说：拥有这么好的设备，你们如果不好好做研发、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既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国家。

Q：您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来大陆访问，并积极促进中美及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您见证了祖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对此有何感受？

A：我好像是在1980年受中国科学院的邀请来北京、上海、西安等地进行学术交流，那是我第一次来大陆。当时每个人都穿着蓝颜色的毛装，女性常常是内里白衬衫、外面穿毛装的搭配。

我还记得当时鞋子坏了想去买鞋，商店里只有塑胶鞋没有皮鞋，还不允许上脚试。来访问前，我问科学院的教授需要什么礼物，本以为精心准备的洋装书会受到欢迎，没想到他们却说，带些圆珠笔给我们就好。

而现在，中国的变化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天翻地覆。人们的穿着打扮时髦多样，超市、商场里各式各样的商品琳琅满目。我看到中国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档购物中心的数量比美国还多。

除了日常生活方面，我还想从科学方面谈谈感受。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的研究设备很落后，科研人员的科研水平也不高，但对待学业和科研都非常刻苦努力，像海绵一样拼命吸取国外学术界的精华。

当时出国很难，我和很多华人同僚出国时，都带着回国无期、无法回头的想法坚定地在科研的道路上走下去。步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科研水平逐渐提升，设备日渐先进，研发投入持续增加，重大科研成果也在不断涌现，到今天可以说已经步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但出现了一个问题，现代年轻人面临的各方面诱惑更多了，若不想奋斗还可以靠爸妈养活，吃苦耐劳的精神大不如前。

常年专注于阿片类药物研究

Q：您长期致力于阿片类药物作用和成瘾的分子神经生物学机制研究。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生物医药领域感兴趣的？

A：我在加州大学医学院读博士后，师从世界著名的药理学家梁栋材（Edward Leong Way）研究吗啡类药物。别人是吃吗啡上瘾，我是研究吗啡上瘾，研究的主题是人吃了吗啡之后，脑子里所产生的生物化学变化，以及这些变化与吗啡副作用之间的关系，即吗啡产生副作用的机制。

我是一个很执着的人，一辈子都专注于阿片类药物的研发，越研究越深入，越研究越发现更多未知的领域。有的人为了发表论文，觉得某个方向难就换一个方向，这是不可取的。

我常常和学生们说，科研的意义不只在于发表论文。很多人认为在有质量的刊物上发表10篇论文很难，然而，围绕同一主题发表10篇论文更难。可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而是应该迎难而上，寻找问题、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才是科学研究的意义。

Q：请您向我们解释一下阿片类药物作用和成瘾的分子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意义。

A：首先，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药是止痛药，世界上平均三个人里，就有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吃止痛药，它的影响是非常广泛的。

其次，阿片类药物是最有效、最重要的止痛药，尤其针对中重度疼痛的治疗。“阿片”一词广义是指与鸦片有关的所有化合物，希腊语中是汁的意思，是指从鸦片罂粟的汁中提取出的药物，包括天然产物吗啡、可待因，二甲基吗啡和从中提取的许多半合成的同类物质。鸦片中含有20多种生物碱，其中吗啡的含量最多(9％～17％)，而吗啡正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阿片类镇痛药物。

阿片类药物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易成瘾，这使得长期吸食者身心都会对它产生严重的依赖性，造成严重的毒物癖，从而对自身和社会均造成极大的危害。吗啡的耐受性和依赖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用，临床的戒毒治疗尚未有很有效的方法。

此外，使用包含吗啡在内的阿片类镇痛药还会产生诸如便秘、呼吸抑制、恶心和呕吐、过度镇静、胆绞痛等不良反应。虽然阿片类药物有很大的副作用，但目前临床上仍然没有一种药物可以取代。

因此，我们研究药理的人都有一个最高理想：针对临床上治疗中重度疼痛，研发一种没有副作用的止痛药。事实上，我已经找到了这种止痛药，并且在美国已申请了发明专利（专利号分别是10544113和9827228），但该药物尚未投入临床试验和大规模的使用。这不仅是科学研究上的重大突破，而且在经济上也有重要价值。

据统计，2020年全球吗啡类镇痛药物市场超过400亿美元（接近3000亿人民币），随着老年化的加剧，预计该市场未来还将持续增长。疼痛是人类最常见的痛苦之一，研发无副作用的止痛新药，提供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案，也是每一个人的福音，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Q：您在2019年加入生物岛实验室担任研究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加入？您所在的联合实验室的职责是对接中心实验室并通过学术、临床和工业合作辅助其完成自主研发的成果转化及临床应用。您是否了解，贵实验室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的现状如何？

A：2019年，当时我已经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药理系退休了，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前同事、生物岛实验室常务副主任的裴端卿教授找到我，想邀请我到生物岛实验室来工作。

我一辈子只做一件事：研究阿片类药物，但我在美国的研究偏向于基础研究，裴教授告诉我，来生物岛实验室，我可以做一些偏向于应用的研究，尝试成果转化。和他聊完后，我当即做出了决定，加入生物岛实验室。

我之所以选择生物岛实验室，一方面是非常认同实验室的建设理念，这里有很好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可以让我在喜欢的地方做擅长的事情；另一方面，广州是我的故乡，我希望有机会在出生之地做出一番成绩。

由于刚加入实验室不久，对成果转化的现状了解不多，我只粗略谈谈对此的看法。在我看来，科研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科技成果转化就是一条必经之路。但这并非易事，因为很多科研工作者没有企业工作的经历，不懂如何转化，而生物医药公司的老板虽然是成功的企业家，但不熟悉科学研究。因此，如何更好地把产业和研究结合起来，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

看好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发展

Q：您认为，政府或科研院所对外籍专家的服务是否有可以改进之处？

A：我加入生物岛实验室快两年了，总体而言一切体验都很好。政府和单位都有非常完善的外籍人员管理制度，很多证件的办理审批流程也在不断优化和完善，例如我的工作许可5个工作日就审批通过了。

此外，在签证和居留等方面也提供了很多便利。至于改进之处，如果每个办事部门都能设置一位英语流利的工作人员就更好了，这将对完全不懂中文的外籍专家大有帮助。

Q：您对我国引进外国人才的制度、服务等有怎样的建议和看法？在您看来，怎样才能吸引在海外的优秀中国学者回国服务？

A：中国针对引进外国人才推出了很多政策，不同类型甚至不同年龄段的人才都有配套的人才项目支持。中国的引才政策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才来到中国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在我看来，海外的中国学者回国最关心的问题是科研资金的支持力度、科研成果的评审制度、平台的发展前景以及配套的生活保障。事实上，中国目前的科研软硬件实力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许多非常优秀的中国学者都选择回国，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Q：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打造“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大湾区的战略定位。在广州工作的您怎么看待大湾区的发展？

A：大湾区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具有其突出优势：首先，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便利、国际化水平高，拥有香港、广州等国际航运中心和重要港口；其次，大湾区经济发展水平全国领先，产业体系完备，集群优势明显；最后，粤港澳三地科技研发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突出，拥有一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以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和科学出版物为核心评价指标评选出的世界顶尖科技集群百强中，有17个位于中国，其中“深圳-香港-广州科技集群”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东京-横滨科技集群”。

因此，我相信大湾区打造“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而作为广州番禺人，我认为广州在这个过程中必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生物岛实验室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减少相关因素对科技创新产业的影响，我认为有必要建立“科技特区”，保障人才、技术、资金等的无障碍流通。

Q：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是当今世界最富活力的新兴产业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发展的领域。您认为大湾区的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如何，有怎样的优势？大湾区应如何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和土壤，将生物医药产业做大做强？

A：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聚集的重要区域，生物医药总体发展水平居国内第一梯队。而作为龙头城市之一，广州有着良好的产业基础和完整的产业链条，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迅速。据报道，广州去年获批药品临床试验批件共23件，占全省39.6%，上市药品40个。同年，广州还获评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生物医药创新城市。

在我看来，大湾区有两大优势：一是聚集，二是互补。湾区内各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如广州和香港的科教优势、深圳的科技创新优势、东莞和佛山的制造业优势、香港的金融优势等，总体来看，各城市都有不同的产业聚集，但城市间不是同质竞争，而是互补协同。如果能在大湾区的框架下将现有的产业聚集更好地整合起来，必将迎来生物医药产业更大的爆发。

此外，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需要加大力度吸引海内外优秀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探索制定分层分类人才吸引政策，健全和优化管理创新制度，同时还应加大对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

其次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

最后要强化粤港澳产学研深度融合，关键在于激发创新生态链的活力，优化科研人员的考核机制，强化企业主体与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等科研经费投入，完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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