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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奇:打破空间阻隔,金融科技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与中澳合作

发布时间:2021-01-04      作者: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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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澳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模式。

编者按: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技与金融杂志”(ID:STFMonthly)


《科技与金融》高端访谈栏目将连续多期对多位高层次外国专家进行专访,为产业的技术升级、产业转型把脉献策,探讨产业发展及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机遇和挑战,为读者带来国际合作的经验借鉴与启发。


近年来,中国金融科技领域创新发展迅速,涌现出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企业,而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就有6家金融科技头部企业。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指出,粤港澳大湾区正积极抢抓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在全球数字经济中担当重要角色。

国家高端智库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与英国智库Z/Yen集团共同编制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27)报告显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再度全部跻身综合竞争力排名前20的金融中心榜单。

其中,大湾区内“9+2”城市中就有3个城市上榜,香港排名第6,深圳第11,广州第19。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独特的金融、科技和产业互补优势,世界级金融科技平台已初见雏形,不少国外企业和商贸人士都密切关注着大湾区金融科技的发展。

今年8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驻华商务官员(金融科技行业)宫奇(AdamGong)来到广州、深圳等地调研,了解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科技和产学研合作方面的情况,寻求大湾区内金融科技合作机遇。

他表示,得益于疫情后复工复产和境外投资的恢复,中澳两国在跨境金融和商贸合作的开展迎来了新一轮双边机遇。

本期《科技与金融》专访宫奇先生,深入探讨澳大利亚在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服务及金融科技中的合作重点,介绍澳大利亚贸易投资委员会(澳贸委)推动中澳在大湾区中产学研合作的最新进展,以及探索中澳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模式。

本文首发于《科技与金融》 2020 年12月刊

采访、文丨李莹亮 图丨由受访者提供

Q

《科技与金融》记者

A

宫奇(Adam Gong)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驻华商务官员(金融科技行业)

Q:今年5月份,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出台《关于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意见》(下称《意见》),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跨境贸易、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推进三地资金融通渠道互联互通、提升区内金融服务创新水平等提出了具体意见。

7月底,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联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等多部门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实施方案》,在移动支付、金融科技、跨境支付等领域提出80条重磅指导意见。

金融科技及跨境贸易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澳大利亚在寻求大湾区内金融科技合作项目时的重点是什么?

A: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通过跨境贸易和投融资便利化、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要素的汇集,正加速跨境联通及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进程。

我们将持续关注大湾区在“深港通”、人民币的跨境资金池、自贸区自由贸易账户业务等的发展,同时也注意到了全口径跨境融资、跨境人民币本外币双向资金池、跨境资产转让、跨境电子商务等多个创新项目的落地,为湾区内提供了大量跨境交易业务机会。

去年10月广东省与新南威尔士州在建立友好省州关系40周年之际,由广东省政府副省长张虎先生率领的135名中方高层经贸代表团到访新州首府悉尼,参加了第27届广东省-新州双年度联合经济会议(The 27th Biennial New SouthWales-Guangdong Joint Economic Meeting)。

此次高规格访问期间的交流会议的议题之一便是探讨双边在创新和金融科技领域的合作。基于高层交流,我也有幸在近期走访了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和大湾区内金融科技行业领军企业。

通过实地调研中获得的信息,在寻求大湾区内中澳双边金融科技合作项目落地方面有以下四点想法:

第一,在大湾区设立澳方外资控股金融机构。《意见》明确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依法有序设立外资控股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扩大保险业开放,支持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设立外资控股的人身险公司。

第二,跨境支付和清结算,包含线上线下支付业务,打通三地间移动支付互联互通。期待澳方持牌金融科技机构通过合作技术和产品输出,赋能在中澳双边开展贸易的企业利用大湾区先行扩大开放的系列政策,在外汇兑换和结算业务层面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实现双向更好的资金流动。

在用人民币清结算国际化的层面,今年5月,中国宝武集团与力拓集团澳大利亚公司完成了首单借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人民币跨境结算,总金额为1亿元。

第三,探索双边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通过加强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和科技企业投融资数据库建设,双方在资本市场服务、金融证券和跨境投行业务领域展开更多合作,共同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和双边合作项目投融资服务新体系。

今年2月,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正式启用由46家科技和创新科技公司为样本成分股的科技板块指数ASX科技股指数(简称“XTX指数”),为澳洲与全球的市场投资者带来市场带来崭新的视角,带动金融科技和创新行业板块增长,提振资本流动性。

第四,中澳两国在培育金融科技人才,产学研领域有望迎来发展进一步的合作机遇。

Q: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科技发展迅速,目前深圳有6家金融科技头部企业,仅次于北京,也是“独角兽”企业聚集的地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金融科技人才到来。请问在与企业的交流中,您认为澳大利亚有哪些优势吸引大湾区内头部金融科技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

A:澳大利亚在促进产学研合作、人才培养和技能培训、科研机构体制改革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经验。

例如,从产学研合作模式上看,澳大利亚政府自1991年以来,制定和实施了以支持企业和大学、研究机构为重点的“合作研究中心(CRC)计划”,通过在研究机构、产业界及政府部门之间建立长期的战略性合作关系和支持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工作,促进技术创新并将成果转化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使澳大利亚的产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实施“CRC计划”模式是澳大利亚加强技术创新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澳大利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CRC的体制下,选拔企业人士进入研究中心的领导层,使研究人员与企业用户以紧密结合的方式开展科研工作,改变了澳大利亚传统的科研模式,不仅加强科研的市场导向性,同时增进了研究人员与企业用户之间的相互理解和配合。

由于企业用户和研究人员共同“开发新技术”或“塑造新产品”,而不是科研单位在取得研究成果后再去寻找用户推广,使得科研成果产业化速度大大加快了。

从人才培养上看,随着近年来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培养高素质金融科技人才已成为创新发展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澳双方可以探索在粤港澳大湾区框架下的支持重点学科产业化落地,积极投入金融科技人才国际化培养。

例如,以共建联合金融科技研究院为载体,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合作开发实务课程、案例和教材,并联动澳机构合作开展学生创业孵化为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双边健康校企合作关系,推进持续性深度合作。

此外,澳大利亚是进入西方市场的亚洲金融科技公司的理想试验场。澳大利亚移动端网络和银行业务几乎覆盖100%的人口,拥有卓越的金融普惠性。可信赖的监管环境、成熟的金融服务业、优质稳定的生活环境、繁荣及高流动性的资本市场、高素质新兴移民带来的创新动能,成为了澳大利亚金融科技生态能蓬勃发展的核心优势。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改革正在不断深化,随着一系列金融开放支持政策的推进,大湾区利用区域间资源优势,搭建了多个金融科技创新平台和产学研基地以推动金融科技创新项目孵化落地。

Q: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同时催生出许多金融服务新场景,金融服务的场景化应用迎来新一轮“数据爆发”,给金融科技发展带来巨大的机遇。请问澳大利亚在疫情防控的新常态下将如何利用金融科技助推经济复苏?

A:在危机期间,我们金融体系的韧性一直是澳大利亚经济的强大力量。在疫情初期经济状况的迅速恶化之时,我们的银行仍然保持稳健运营。

政府、监管机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合作,通过允许递延抵押付款,重组贷款和贷款担保来支持小型企业;保险和养老金部门也证明其愿意并有能力在需要时为客户提供支持。这些措施缓解了新冠疫情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影响。

例如,今年11月初澳大利亚央行RBA决定将现金利率从0.25%降息15个基点降低至0.1%,并表示将在未来6个月内购买价值1000亿澳元的5年期至10年期政府债券。

其他财政刺激措施还包括价值1300亿澳元的工作保留救济金计划和新增了1250亿澳元的信贷支持和担保。据澳大利亚央行预计,到2021年6月份为止的一年内,澳洲GDP有望恢复增长约6%,2022年增长4%。

尽管当下面临外部环境因素的挑战,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生态仍然保持稳健增长。澳洲政府还通过了一系列立法层面的政策支持金融和创新机构的持续复原力,并确保经济得以强劲复苏,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保障和持续高质量的服务。

此举也将成为澳大利亚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中促进金融科技创新的关键一环。

政府支持金融科技的措施包括:

第一 ,2020年 7月 《 消 费 者 数 据 权 法 》(Consumer Data Right)生效,消费者在与第三方金融科技平台或数字银行分享个人数据方面拥有更多自由。

该法案允许消费者以标准化的形式获取自身的数据,并将其安全传输第三方;允许消费者货比三家,降低更换供应商的时间和成本。该法案将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扩展到各个产业逐一实施,包括从开放银行业开始,继而转移到消费者遭受信息不对称困扰的如能源、电信、退休金、保险等其他产业。

第二,今年澳大利亚正式启动了开放银行(Opening Banking)业务,对于增强消费者能力和促进金融体系的竞争而言,此事的重要性超越以往。疫情来袭,很多人承受了巨大财务压力,开放银行将使消费者更轻松地改变财务状况:如转换或为其抵押贷款再融资,改变投资风险偏好,寻找新的信贷或储蓄产品等。

同时为保障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不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金融管理办公室(AOFM)下属管理的澳大利亚商业证券化基金和最近成立的结构性金融支持基金(SFSF)“借道”数字银行,向中小企业提供总计5亿澳元的持续性贷款。

第三,今年9月澳大利亚启动“增强版金融科技监管沙箱”(Enhanced Regulatory Sandbox),使企业可以在24个月内测试多种产品和服务,而无需从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获得金融服务许可证或信贷许可证。此举将减少准入壁垒,并进一步推动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发展。

第四,今年10月初联邦政府发布2020-21财年预算,宣布拨款20亿澳元用于创新企业研发的税收激励。同时承诺在本财年后的5年间提供960万澳元,支持澳大利亚金融科技行业的持续发展,帮助初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并鼓励外国投资在澳大利亚创造就业机会。在此基础上,政府还额外拨款3500万澳元支持女性创业家,惠及金融科技领域。

Q:去年本刊就澳大利亚区块链及开放银行的发展和监管经验采访过您,当时澳大利亚刚刚启动开放银行牌照颁发,试水一些受限制性金融业务。而目前市场上已经有4家全银行牌照(ADI)开展非限制的银行业务。您认为目前数字银行在粤港澳大湾区中是否有更好的合作机遇和空间?

A:对传统商业银行而言,来自金融科技的挑战是巨大的。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向金融科技转型已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甚至生存的第一要务。

在疫情爆发的早期阶段,我们的确看到许多传统的“实体”线下银行分支机构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传统银行向非接触式和数字银行服务的显著转变。

同时移动互联网和“千禧一代”构成的高度数字化时代浪潮袭来,与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科技的广泛运用,也帮助了全球数字银行迅速开拓传统银行所忽视的市场。同时监管机构也希望看到消费者能够从更多的竞争和潜在创新的商业模式中受益。

可以预见,未来的开放银行在其新一代数字银行网络支持下,除了为进出口小企业带来便捷的金融服务之外,还能让客户实现全球便捷提款,提供多种国际货币汇兑、转账等业务,甚至进行加密货币买卖或其他金融产品交易。

去年我在接受贵刊采访时谈到,澳大利亚银行业早已受到澳大利亚生产力委员会和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审查,面临诸多变革压力,澳洲政府重视并着手改善整个银行业的格局和竞争秩序。

截至目前,澳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其中包括开放银行(Open Banking)改革。早在2018年5月,澳大利亚第一张数字银行牌照(受限银行业务Restricted ADI)由澳大利亚审慎监管局APRA(Australian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颁发。

数字银行自此开始正式步入公众视野,这张牌照是澳大利亚近28年来第一张银行牌照,并被视为传统银行潜在的颠覆者。在之后2年内,金融创新和数字前沿技术为一体的数字银行业在澳洲快速兴起,现在有4家市场头部数字银行成功过渡到了全银行牌照(ADI)开展非限制的银行业务。其中一些数字银行在成立的短短数年间已成为了“独角兽”。

在大湾区内,我们也关注到了香港去年间获发虚拟银行牌照的8家银行,今年已陆续进入试营业阶段。处于移动支付领先地位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也正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未来可与澳大利亚数字银行业开展合作,通过开放ADI打造“无国界银行”(Borderless Banking)。

我认为,中国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大湾区的数字银行实践开拓创新,借助澳大利亚领先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将在澳大利亚英联邦法系监管体系下的领先数字银行的合规运营模式复制到全球网络。

Q:澳大利亚政府目前在促进金融科技产业国际合作方面主要有哪些鼓励政策? 政府是如何帮助本土金融科技企业进军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政府大力推动的创客登陆计划(LandingPad)目前在中国落地的情况如何?

A: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已成为金融服务数字贸易出口中日益增长的一部分,我们注意到了在这个领域里越来越多的跨境投融资和合作所带来的巨大机遇。虽然新冠疫情阻碍了人们线下会面和旅行,金融科技可以跨越地理障碍作为连接器赋能数字贸易与交流,并在全球范围为我们达成互联。在澳大利亚,由疫情驱动的出口产业结构性调整的环境下,我们视金融科技为引领我们经济复苏的全球性合作产业。

澳大利亚政府鼓励金融科技企业从全球范围内,特别是亚太地区吸取宝贵的资本和产业协同能力,很多企业也在成立之初就致力于融入全球生态系统打造跨国界的商业体。

根据最新金融科技行业普查,超过一半的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将重点放在拓展海外市场,其中40%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企业已经在海外打开了国际市场拓展当地业务。

政策支持层面上,在近期通过的联邦预算中,我们为扩展金融科技桥梁(Fintech Bridge)计划持续拨出资金,旨在帮助澳大利亚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与更多的离岸客户、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互动同时为支持澳大利亚创新和创业走向全球。

近期澳政府各级部委和联邦高级部长成立了全球企业与人才吸引工作小组( Global Business and Talent Attraction Taskforce),吸引包含金融科技领域在内作为优先发展产业的跨国合作企业和杰出人才为来澳投资与合作。

2016年9月6日,作为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国家创新和科学计划中的一部分,澳大利亚上海创客基地正式启用。近4年间,在创客登陆计划的帮助下,已经有超过70家澳大利亚来华初创企业,通过3个月的创客登陆计划及1周的训练营模式,获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支持,其中不乏Matrak、Baraja、优立科技、Latitude 28 Produce等在高端制造、自动驾驶、数据处理、智慧农业等领域的澳大利亚前沿创新企业。

还有像全系影像公司Euclidean、行业软件开发公司Tenderfield等前沿科技创新企业落户于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也不乏在这里找到合作伙伴的澳大利亚初创公司。

创客登陆计划不仅为澳大利亚初创及成长型企业落地中国提供帮助,更为想要引进或投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的中国企业匹配有协同效应的澳大利亚头部创新项目。

创客登陆计划为中澳热门行业提供持续交流和资源对接平台。今年受疫情影响,澳大利亚企业无法亲自来到中国,但是创客计划没有停滞。我们利用线上平台成功举办了如澳大利亚创客基地游戏行业线上训练营、澳大利亚创新医疗公司“云路演”洽谈等对接活动,让中澳科技企业的合作不间断。

作为连接中澳企业合作与沟通的桥梁,澳大利亚创客登陆计划接下来的重心将在四个关键领域:增强型定制服务、生态系统合作、支持澳大利亚创新生态、推动澳大利亚初创及成长型企业走向世界,为澳大利亚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规模扩大,提供更灵活、更有针对性的服务。

澳大利亚驻沪总领事馆商务领事李丹(Dane Richmond)和澳大利亚创客基地上海负责人马丽(Emily Ma)女士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20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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