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合伦理性要求比较突出，成为在新时代全球性的共识。
人工智能对各领域各行业的渗透越来越深入，落地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人工智能治理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国际上，很多国家和组织纷纷出台人工智能战略和治理文件；在国内，自2017年国家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来，各类官方和民间人工智能治理的会议和活动不断。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合伦理性要求比较突出，成为在新时代全球性的共识。
栾群
博士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政策法规所所长
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主任
文｜栾群
编辑｜李佳琪
一、人工智能治理内容
主体：
参与者非常广泛
主体广泛是人工智能治理的显著特征。这是一个有些奇怪的现象，因为人工智能作为高科技领域表现为各类“黑科技”，反而在治理和伦理的讨论上门槛非常低，不论老人还是少年似乎都愿意涉及其中。全球范围内，出台人工智能战略和治理文件的主体，更是遍及“政、产、学、研、用、金”各个领域，有政界、学术界、文化界、产业界、金融界、自治团体和市场用户等。根据曾毅等学者的统计，各界有各自的侧重点，如学术界较多关注人类价值观和责任，而产业界就更关注链条各环节协作及生态构建，政府组织当然就更关注秩序、安全和权利保护。专业领域如金融人工智能技术，在精准化客户营销、金融风险防控、智慧投资顾问等方面已经获得市场认可，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技术在人工智能底层架构上的展开，衍生涉及的产业、社会、人群等必定日益广泛。
主题：
关注信任和责任
“可信赖”“负责任”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频词汇。2019年4月，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高级别专家组发布《可信人工智能伦理准则（Ethics Guidelines For Trustworthy Ai）》，引发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提出发展“可信赖的”人工智能，“信任”也成为人工智能合伦理治理的关键钥匙；而我国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2019年6月发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人工智能治理的框架和行动指南，强调“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等8条原则。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必须不断提升透明性、可解释性、可靠性、可控性，逐步实现可审核、可监督、可追溯、可信赖。
形式：
法律讨论出现早
从已有的人工智能战略和治理文件看，形式多样，有宣言、公约、准则、协议、原则、导则、规划、计划、战略、要点、共识、框架、指南等。但人工智能的讨论相较于以往产业，法律较早地纳入治理体系之中。正如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指出的，“传统的法律是要以社会基本共识为基础的，因此往往要滞后于社会实践。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上，我们恐怕没有这样奢侈的时间条件，因为这项技术的应用影响之快、之大，远不同于传统技术，治理的需求与技术的应用几乎同步出现。”这也是为什么近两三年，人工智能法律与伦理研究突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2019年8月30日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法治论坛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与法治导则（2019）》，提出算法宁静、数据宁静、常识产权、社会就业和法律义务五个方面的年度重点，并计划法治工作年度跟进人工智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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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治理目的更理性
人类的好奇心在科技领域表现为创新精神，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等之前的人类发展阶段，创新对社会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但进入信息社会，人工智能技术却不同于传统工业化技术，发展人工智能更需要理性，更需要考虑伦理。人工智能技术与以往的工业化技术相比，它不是指向物而是指向人本身，这可能混淆人类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它带有碾压人类物理极限的速度和性能，这会造成人类对其不可逆的依赖；它能够做的事情广泛而重要，配合新通信技术，其积极能力与破坏能力都不可想象；它作为商业产权被拥有的领域将对分配产生史无前例的影响，几乎肯定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以及，肯定会造成的技术性失业等。以前的农业技术、工业技术亦会带来灾害，但那是可预见可预防的，而人工智能带来的灾害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最可怕的是知道了也无能为力。因此，人工智能的创新行为在鼓励的同时，必须附有必要的克制与更多的理性。
二、合伦理化举措要点
数据伦理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原材料，人工智能合伦理首先要合数据伦理。2019年8月28日第七届中国电子信息行业社会责任年会，举办了“负责任的数字化”主题对话，提出数字经济中的法律和伦理责任问题。2017年3月，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曾发布《大数据伦理》报告，对大数据伦理进行了总体概括，并对相关的道德伦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总结。
数据伦理至少应该在消费者隐私和数据保护、个人敏感信息处理、数据质量和完整性等方面，为相关企业发展人工智能提供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交易等的合规和合伦理规范。现有的可资借鉴和讨论的文本除《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等法律外，还有如欧盟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和我国《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17，2019年2月修改）值得关注。其中，GDPR是对1995年《数据保护指令》的替代立法，共有 99 条，规定有数据主体权利、数据保护官（DPO）、同意原则、数据控制和处理者、个人数据传输、监管机构、控诉的权利、司法救济的权利、赔偿、处罚，以及科研、保密、宗教等特殊情形。GDPR是数据伦理实践的集大成者，但也有很多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对数字经济的负面影响方面。而我国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实施半年即得到修改，在保障个人选择权、第三方平台数据管理义务、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报告制度、个人信息控制者的管理、个人信息汇聚等方面做了优化完善。
算法伦理
算法歧视、精准推送、电商平台“杀熟”等不良现象，可能很多人都曾经历过。2015年，谷歌曾将黑人程序员上传的自拍照打上“大猩猩”的标签；2016年，微软的聊天机器人Tay在很短时间内被“教坏”，算法让它学会了很多脏话甚至种族歧视思想；2017年，Facebook的聊天机器人Alice和Bob，发明了人类看不懂的“秘密语言”（据说是工程师失误）；2018年，宁波交警人工智能系统误将公交车身上董明珠的人像“识别”成她闯了红灯等等。如果算法存在偏见或歧视，则结果必然是不公平的。如果人工智能系统采用的数据集是片面的，则算法结果会加剧某类群体的弱势地位。而人工智能系统开发过程中的公平性保证，可以通过设立监督程序，明确算法处理的目的和决策条件。
安全伦理
发展与安全是硬币的一体两面，笔者认为至少在工作层面上，“鼓励创新（发展）、包容审慎（安全）”，是现阶段人工智能发展最大的共识。达成这一共识意义重大，这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的认识论上的重要原因。就像是汽车的最高时速是由刹车能力决定，而不是由发动机性能决定的一样，人工智能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决定，而是由安全性决定。2019年2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发布了《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和政策挑战（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governance and policy challenges）》，提出目前所称的人工智能与一般的人类智力和意识无关，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工智能将发展出类似人类的感知和意识。
人工智能现在主要是作为对以前的分层信息系统的补充，为原有堆栈的应用程序层和服务层增加更多的“智能”（或自动化）。人工智能为社会发展创造机遇的同时，也会造成有意和无意的损害。人工智能作为通用技术，会破坏既有的社会关系、市场和商业模式；同时增强了人类的权能；也会加剧现有偏见并产生新的偏见，造成安全风险；而无监督的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虽未开发自己的智能，但为使用人工智能注入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即根据此报告，目前阶段的人工智能安全尚未超出计算机和自动化的范畴，工业安全的法律和伦理规范是继续适用的。可能略显悲观，但笔者赞同这种阶段性判断。
法律责任
人工智能治理的成效，最终要体现在法律责任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加强人工智能发展的潜在风险研判和防范”，“要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根据《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促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到2020年部分领域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和政策法规初步建立；到2025年初步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到2030年建成更加完善的人工智能法律法规体系。腾讯曾提出人工智能应当“可知”“可控”“可用”“可靠”，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责任可追究上面；《中国青年科学家2019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上海宣言》强调，人工智能发展需要遵循伦理责任（隐私保护、多样公平、道德规范）、安全责任（技术稳健、算法透明）、法律责任（法治问责、人类作用）和社会责任（环境友好、应用益民）四大责任。问责的条件是可监管、可追溯、可审计，以及透明、可解释的选择决策说明性。虽然人工智能的应用是为了减少人力参与劳动和决策，但必须保证人类时时刻刻干预。
三、合伦理治理的思考
符合本国国情
符合国情，从实际出发，是改革开放40年、新中国建设7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真切经验。同样，也是未来进行人工智能治理理所应当的基本遵循。国家相关部门之所以连续不断出台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各自职责分工不同，在对待人工智能发展上各有侧重，但另一方面也有实际情况不断变化的原因。如2015年“互联网+”指导意见，2016年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三五”规划纲要、科技创新规划与《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7年国务院人工智能规划和工信部行动计划等。每一部国家文件的出台，都对应着相关领域新情况的变化与形势要求。我们应当排除并抵御外部干扰，加强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一张蓝图绘到底”。
符合产业需求
治理和规范的目的最终是发展，中国经历近代史巨大苦难最大的收获是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人工智能行业发展，还是应当更多倾听企业、行业的声音，优化治理方式并探索新模式，鼓励和提倡行业自治。2016年微软、IBM、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建立了“人工智能伙伴关系”组织，人工智能产业创新联盟等行业发展的自治组织，自己就提出了合伦理和合法治理的方案，微软自己提出过人工智能10条伦理原则，百度提出了安全可控、平等获取技术、促进成长和自由等4条伦理原则，腾讯提出了人工智能应当秉承“科技向善”理念等，这都是很好的尝试。但应当再次提醒的是，由于市场带有自身不可克服的盲目性，行业自治必须有必要的风险评估等规制机制。
符合民众利益
不忘初心，服务民众，应该也是人工智能治理的主题。科技的发展应当让每一个人享受科技的乐趣，应当惠及更多人，特别是应当惠及更多普通民众，而不应该成为少数人攫取更多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是被拿去做歧视性算法，甚至被拿去做诈骗或违法勾当，则就完全背离了科技创新的初衷。人工智能治理应当秉持“科技向善、产业为民、责任相随”的原则，在普法中加入公民科技伦理道德观宣传教育的内容，同时关注人工智能产业绿色发展之路，避免高端领域的产业化再步“用环境换发展”的旧发展道路后尘，真正做到人民利益至上。
符合人类安全
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是全人类性的，它极有可能“进化”出一个新物种，进而影响到每一个人。不论人对机器的看法如何，可以预见到的未来将是人机长期共存状态。2018年国际电联《人工智能造福全球》报告，提出利用人工智能推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但也指出数字鸿沟、信息贫困、算法歧视等方面，亟待通过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得以弥补。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从产生之初，就超越了民族、国家和地区，我们应当谋划全球化治理。可借鉴颇有成效的核军控、监控化学品、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事项的全球化治理机制，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探索新的治理方式。利用好上海、重庆、天津等地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世界智能大会、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等平台，积极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德责任感推进全球共同发展，保障人类整体安全。
本文刊登于《科技与金融》杂志2019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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